张元 我不想让这部电影太重.docVIP

张元 我不想让这部电影太重到底国内的观众需要什么样的电影?我既要保存接近真实的愿望、拍出好电影的愿望,同时又希望观众愿意看。这部电影是我的一次尝试 从1998年的《过年回家》算起,张元“回家”的努力已经进行了10余年。这似乎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有必要使他的故事更轻松、更愉悦,摆脱人们所习惯的张元式“沉重”。这从他必威体育精装版电影的片名就可以感受到:“达达”,这个双音节词汇,像轻快的舞步,又像由远及近的鼓点,暗示着张元向这个越来越喜欢轻松的国内观众群的靠近 它似乎不打算满足一些人的“张元期待”,里面没有制服,没有同性恋,没有直接或拐弯抹角的愤怒或政治寓言。都没有。这只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日久所生的自然情感。这里也没有海报上所说的纠结不清的情欲、暧昧的身体。只有异乡的小旅馆、狭窄破旧的胡同阁楼、不知名的城市街道、夜晚的路灯、美丽的道路,以及从这种种空间飘然而过的年轻女孩的连衣裙、高跟鞋、腰肢。不承载乡愁,不承载爱情,不承载道德伦理和政治批判。如果去掉其中极其偶然的犯罪,它其实是一部非常干净、纯洁的青春片 采访中,张元不断强调这部电影的“轻”,从年轻化的班底,到轻松愉悦的故事,再到即兴拍摄。当然他也谈到了“重”,但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家庭式的,甚至是私人梦魇式的。里面固然也有“犯罪”,但是,“和解”似乎更重要,也更合乎时宜 用轻松的方式讲悲惨的故事 人物周刊:据说这部电影起源于你的一个梦,能描述一下这个梦吗? 张元:我梦到在跟一个孩子聊天,他老是讲,他不相信他的父母是他的亲生父母。这是最初的动因,然后就开始剧本创作了 人物周刊:这种“不相信”里面有没有一种普遍性的东西? 张元:那肯定的,我觉得有一种普遍性的东西。特别是在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偶尔都会怀疑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 人物周刊:在你以前的电影中,主人公之上往往有一个强权,比如《东宫#8226;西宫》、《过年回家》里都有一个管制者:警察。这部影片中没有,是有意这样做的吗? 张元:也不是。我觉得这也不能算是个愉快的故事,因为它还是叙述了一个家庭的悲伤的故事。但我做这部电影的时候,力图做到一点――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我想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去讲一个悲惨的故事,不想让这部电影太重,希望有一些举重若轻的感觉 人物周刊:放在你XX年的创作历程中,这部电影是否显得有点“轻”? 张元:在我眼里没有什么大电影、小电影的概念。拍每部片子时,我都有强烈的兴趣。我制作任何一部电影都没有强烈的目的性。比如拍《妈妈》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两万人民币,我们就准备拍。最后也可以说,自觉不自觉地,在那个时候,所谓的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诞生了。那是89年,电影学院刚毕业。到了拍《北京杂种》的时候,92年开始的,当时也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我、崔健和唐大年几页纸的简单梗概,就开始拍了。到了拍《儿子》的时候,我的一个邻居找到我家里来,希望我拍这个电影 人物周刊:非常偶然 张元:对。为什么要做电影?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寻找一种自由的感觉。给自己作那么多的限定没必要。实际上我是想拍,也就拍了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让我想起《北京杂种》,都是特别放松的拍法 张元:和《北京杂种》为什么有比较接近的关系呢?因为这两个片子在拍摄之前我就有个愿望,就是希望表达某种真实,能捕捉到某种真实的质感。而且剧本也和《北京杂种》比较相似。不像《东宫#8226;西宫》或《过年回家》之前有特别完整的、规定好的剧本。拍这个片子,有很多是到了现场才决定的。这个也和《北京杂种》很相似 我觉得当摄影机架好了以后,达达不进行这个舞蹈,就不对了。就在这个时候,把音乐一放起来,她自己一跳起舞蹈时,连拍摄的人都觉得,一下子,这个影片的主题就找到了,或者说又丰富了一个主题。所以在影片开始用的是舞蹈,最后结束用的也是舞蹈 这样的故事每个城市都可能发生 人物周刊:和你以前的电影相比,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以前的电影里,场景空间、故事发生的地点,都是相对明确的 张元:是的,《北京杂种》是在北京,《过年回家》是在天津 人物周刊:这部电影的地域特点不是很明显,是有意淡化的吗? 张元:实际上是在武汉和宁波两个城市拍的。有一点让我感觉到比较悲伤的是,全中国的建筑都太像了,基本上盖成一个城市了。我觉得真的很难强调它的背景,每个城市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故事 人物周刊:从你的第一部电影《妈妈》到必威体育精装版的电影《达达》,故事重心从妈妈转换到了女儿身上。两个妈妈在身份上的缺陷比较相像;两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也都有问题。这算不算一种呼应? 张元:你这样一讲我发现还真有一定的关系。原来大家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幸福的家庭个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当然这也是个问题家庭,但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