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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导读概要1
《史记》 司马迁,西汉人,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 司马谈,太史令 李陵之祸 《史记》外,传世作品还有《悲士不遇赋》(片段)以及《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 。 该书共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传记文学著作 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三家注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比于班书,“微为古质,故汉晋名贤未知见重”,直到晋末,徐广“始考异同,作《音义》十三卷”。 刘宋裴骃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删其游辞,取其要实,别作《史记集解》一书。 唐代学者司马贞颇事钻研,“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凡三十卷,号曰《史记索隐》”。 唐代学者张守节,“涉学三十余年,六籍九流、地里苍雅锐心观采,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兼音解注,引致旁通,凡成十三卷,名曰《史记正义》”。 裴氏《集解》是较早校注《史记》的重要著作, 小司马的《索隐》长于辩驳, 张氏的《正义》则长于地理 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至北宋开始合刻 泷川资言的《考证》及其基本价值和特点 泷川资言(1865—1946),名资言,号君山,通称龟太郎,日本岛根县松江人。小时就内村鲈香的私塾学习汉文。 《史记会注考证》一书的撰著开始于1913年,1932年完成,1934年由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出版。 泷川氏的《考证》是迄今为止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究《史记》以及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参考书。 《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收录了三家注以来中日有关典籍一百二十多种(其中日本学者的著作有二十几种,国人著作有一百零几种) 《考证》发扬了三家注原有的不少优点。它特别重视地理的解释,对书中每一地名都尽量注出当时的今名或今时方位。 比如《五帝本纪》:“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考证》云:“涿鹿,今直隶宣化保安州南。 跟三家注比较,它更加重视文献材料的来源,凡能注明出处的都尽量注明了出处。比如,在《五帝本纪》“成而聪明”之下,《考证》云:“以上采《五帝德》” 《考证》扬弃了三家注以及其他部分相关著作的不足和毛病。富于批评精神并善于考辨,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缺乏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泷川氏非常审慎,宁可简单地持守文本字面意思,也不愿妄加解释。 《考证》搜集了《史记正义》的大量佚文。 《考证》还比较注意《史记》在艺术表现方面的一些特点。 《项羽本纪》云:“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惧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考证》说:“陈胜曰:‘……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高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曰:‘彼可取而代也!’三样词气,三样笔法,史公极力描写。” 在掌握了足够证据的情况下,泷川氏会毫不犹豫地张扬自己信从的观点,批评前人的谬误,使得《考证》具有强烈的批评精神。具体说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考证》比较注意驳正三家注立足后代观念做出的解释。 其二,“据后以议前”固不科学,泥古不化同样并不可取,《考证》对有关成果在这一方面的弊端也做出了批评。 其三,泥古自然是一种过失,但不知古则是一种更常见的过失,《考证》对此有大量的驳正。 其四,泷川氏严厉批评了《正义》等著作的虚诞倾向。 首先是不少材料,比如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学者的说法、金石文字以及一些近人著论(包括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重要成果),《考证》未曾罗致,颇有遗珠之憾。 其次,泷川氏选择材料有时偏守一说,而未能得其实际。 比如《太史公自序》云:“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考证》曰:“《汉书》无‘天子退’三字。李笠曰:三字衍。孔子作《春秋》所以扶君抑臣,明上下之分,故曰达王事,贬天子非其义矣。”泷川氏主张根据《汉书》去“天子退”三字,而且认为“贬天子”不是《春秋》之义,显然失之轻率。 再次,从版本方面看,《考证》参校了一些本子。他的失误在于往往不作校记,而径直改变或补正原文。后来日本另一位学者水泽利忠撰写了《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目的之一就是纠正他的偏失 。 韩兆琦 男,1933年出生,天津市静海人。 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随后入复旦大学师从蒋天枢先生专治前四史,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再传弟子。 1962年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其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被誉为“中国《史记》研究大家”。曾先后出版《史记通论》、《史记题评》、《史记选注集说》、《史记选注汇评》、《史记评议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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