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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跨文化视角浅析影片《喜宴》《我盛大的希腊婚礼》 　　摘要：《喜宴》和《我盛大的希腊婚礼》是典型的跨文化影片，具有丰富的文化研究点。本文着重以集体/个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回避和强/弱语境四个跨文化传播理论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影片内涵的文化差异，以期获得更全面清晰地影片关照，从而缩小不同文化间的鸿沟而提高文化间的交际质量。 　　关键词：跨文化；文化价值理论；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152-01 　　 　　一、引言 　　 　　《喜宴》是李安扬威国际影坛之作，讲述在美国的台湾人高伟同迫于父母催婚的压力，在自己的同性恋人赛门的建议下和急于获得绿卡的上海女孩顾威威举行的一场“作秀婚礼”，希望能顺利“蒙混过关”。另一部于由妮娅?瓦达拉斯自编自演的自传体浪漫喜剧电影《我盛大的希腊婚礼》（以下以《我》代替）讲述美籍希腊裔女孩图拉因违背父亲意志而要嫁与美国人伊恩，为能够顺利结婚而开始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浪漫故事之旅。 　　这两部电影取得的成功不仅是演员们的精湛演技，还有电影本身所携带的文化底蕴，反映的一系列文化冲突和现实生活画卷引起了观众的共鸣。电影以圆满大结局来重新回归各种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融合，给人以满足感和思考。 　　 　　二、跨文化视角中的影片 　　 　　（一）影片中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 　　由荷兰教授霍夫斯塔德提出的各国核心文化价值四个维度理论：集体主义/个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化/女性化、回避不确定性，也为跨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可依靠的理论依据。集体主义指一种文化强调“我们”的身份重于“我的”身份，对群体的职责高于个人的权利，以及内集团需求高于个人需求的另一种宽泛的价值取向。个体主义指一种文化强调个人的地位、权利和需求高于群体。《喜宴》中体现的集体主义很明显，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国家，一个家庭是一个单位，对于重大事情甚至要牵扯整个家族，娶妻生子更是关乎整个家族的血脉相传，作为个人的利益则不可相提并论。《我》中，家庭关系对于希腊裔美国人来说也占据很高的地位，且强调内集团和外集团之间的区别。光堂兄弟姐妹就有27个庞大家庭，每个人的事情都关系家族（即内集团）的利益，内集团成员之间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亲密、关心和善行，应该团结起来互相保护和支持。美国则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国家，个人主义被认为是首要的价值观。每个人都是独立平等自由的个体，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当做另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工具。《我》中素食主义者伊恩父母对于伊恩和存在很多传统文化冲突的图拉联姻，也是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甚至对于《喜宴》中的赛门和高伟同的同性之恋，我们并没有看到来自于赛门方面的反对和阻力。 　　（二）影片中的权力距离 　　权利距离衡量的是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盼望或接受权利不平等的权利分配的程度，体现了不同文化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状况[2]。这种不平等的分配包括多个方面，比如：人际关系、政治选择、家庭观念、阶层等级等。中国是一个权利距离较大的国家，儒家思想对于重视等级观念产生了极大地影响，换言之，儒学“五伦”要求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朋谊友信。《喜宴》中高伟同对戎马一生的父亲既敬又怕；为了满足父母看到自己结婚的愿望，计划着和顾威威假结婚以示自己的“孝”。另外是老陈，一个高父多年以前的老部下，再次见到上级仍然谦卑恭敬。希腊也是略偏权利距离高的国家，《我》中，父亲在家庭的地位也是不可小觑的。集体主义往往看重关系和亲属团体，所以权利距离较高用来维护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个体主义则倾向于权力距离较低，没有束缚和责任。相比之下美国的权利距离要小很多，孩子从小被培养成独立的个体，对于爱情婚姻往往更是“因爱而婚”。 　　 （三）影片中的回避不确定性 　　霍夫斯泰德用回避不确定性一词“界定一种程度，一种当人们遇到混乱不清、难以预测的情况所感到的不安程度，于是人们通过对严格的行为方式的遵循和对绝对真理的信仰，尽力避免这些情况”[3]。回避程度较高的文化里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要依靠社会规范和原则来指导进行；而回避程度较低的文化里，人们对社会事务的焦虑程度低而依靠自觉遵守秩序并保持放松的状态。在霍夫斯泰德的研究中，中国和希腊都属于回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喜宴》中高伟同不敢向自己的父母坦诚自己的同性之恋，尤其是要避免引发身患高血压的父亲的生命危险；父亲和众人互相隐瞒着真相，也是为了避免整个家庭破裂为了高家香火的顺利延续。这些情节都表明这个回避不确定性高的国度里，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所能避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我》中， 为了增强生活的有序性影片中父亲通过多种形式来规避不确定性的风险。包括房屋建筑、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甚至包括孩子的教育和婚姻大事都要建立在希腊的价值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