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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举制看唐宋经学 　　摘要:经学素以官方主流的姿态牢牢盘踞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基。历代统治者也不余遗力地在文教政策上给予经学诸多便利,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创太学。但官学培养的儒生,起码从数量上而言,并不能真正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科举制的建立才真正从体制上确保了这一需求。同时,科举制又是以儒家典籍为教材的,因此,当取士制度发生变革时,也往往在带动经学的变化。唐宋两朝经术学风的变化便反应了这一规律。 　　关键词:科举;唐代;宋代;经学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4-0035-02 　　 　　科举制最早始于隋文帝于开皇中设立“志行修谨”和“清平十济”两科代替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之后隋炀帝进一步设进士科,并依考试选士任命官员,科举制度才得以确立。唐代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其中明经科以经书为课程教材,故唐初期对经学的普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到了中晚期,唯务记忆的考试方式却束缚了经学的自由发展。宋代科举制度有别于唐代者在于考试重在策义,变革始自宋初范仲淹、王安石的两次科举改革,尤以王氏的变革最为彻底。宋朝以文立国,因此科举取士的名额远远多于唐代,从整体上看,宋代科举对于经学的发展一直是起着促进的作用的。 　　 　　一、唐代科举与经学 　　 　　《新唐书?选举志》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可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这段记载对唐代科举取士的三种途径语焉不详,后世学者一般认为唐代科举包括常科和制举两种;取士主要有乡贡、生徒和制举三种途径。常科主要分为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制举则依需要举行,并无定期。通常所指的科举是常科中的明经、进士以及制举三类,由于制举不常举行,故科举取士途径所倚在于乡贡与生徒。 　　乡贡的科目颇多,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士人推崇。进士起初仅试策,后来也试帖经,所重在文赋;明经也试策,主要是帖经。《新唐书?选举志》云:“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b梁传》为小经”。凡通二经者,即可为明经;二经是一大经、一小经,或两中经。明经科在施行初期对社会习经风气的形成与普及还是有其功效的。在经学衰微的南北朝时代,研习儒家经籍仅是士族阶层维护各自门第的专权,而在没有利禄导引下的寒门庶民并无无研习经籍的必要。因此尽管中晚唐科举明经的弊端日显,但在唐前期明经科对于经学还是利大于弊的。 　　明经、进士两科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但时人更喜进士科。明经一科备受冷落固然与唐人好诗有关但更多在于自身唯务记诵忽略经义的弊端。史载唐玄宗后明经考试凡三场,“先贴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十道”。所谓帖文(包括注疏),即填充,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每一经需考十帖,每帖三字。也就是说,即使是通二经者也需帖六十字。贴文不合格者则直接落第。因而,尽管高宗后明经加试时务策,唐玄宗更是敕曰:“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然而没有真正得力的改革措施,明经一科仍以记诵经文注疏为能事,士子于经义上毫无发挥。科举取士在进士科以及自身弊端的夹攻下日益束缚着经学的发展。宋代熙宁年间的科举改革矛头所向也是明经一科的帖经陋习。 　　 　　二、宋代科举与经学 　　 　　宋代科举制设置大体与唐代并无二致,分常举和特选两种。常举指即经常性的贡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礼、三史、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特选即非常科,含制举、童子举、道举等。但有别唐人喜好文赋重进士,宋代科举明经科的地位远远高于进士科,考试的方式也从记忆疏文转而策试经义。另外,宋代科举的门槛也要远远低于唐代。唐代科举尚有门第之限,北宋时,“工商”、“杂类”子弟和边远地区的人有了进举的可能,到了南宋,则几乎无任何出身限制。在录取名额上,从宋初的几十人、一直扩大到宋太宗时的二百多人,甚至宋末的六七百人。总总现象表明,宋代科举制在取士上是要优厚于唐代的,对经学的促进作用也是大过于前朝的。 　　宋代学风一转唐代固守汉学的注疏传统一定程度上与范仲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有关。唐朝科举明经考试,多重记忆注疏,陋习颇深。这一点已深为宋人共识。故庆历年间,范仲淹就沿袭唐代科考陋习的科举制提出了改革要求,主要反对专以辞赋取进士,而主张以墨义取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