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者角度看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docVIP

从作者角度看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 　　摘 要： 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最为鲜明的民族特色之一，它没有改变中国古典悲剧的本质属性。大团圆结尾的形成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从作者角度来看，戏剧家的创作指导思想、创作心理、创作环境等因素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关键词： 中国古典悲剧 大团圆结局 作者角度 原因 　　 　　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悲剧最为鲜明的民族特色之一，正因如此，于是产生了中国古代有无悲剧之争，有人认为中国古典悲剧剧情发展均以大团圆告终，给人一个“光明的结尾”，并以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为参照，认为中国缺乏悲剧意识，从而认定中国古典戏剧没有悲剧。笔者从不反对拿来主义，也承认西方戏剧理论自有其科学性与普遍性，但以西方的戏剧理论为标准来规范中华民族的戏剧创作，这一做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创作的悲剧都有其特殊性，用西方的戏剧理论来套中国的戏剧，认为中国古典戏剧没有达到“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灭亡”［1］的效果，就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悲剧创作，这种忽略文学创作民族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1983年5月邵曾祺在《试谈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一文中指出，一部戏曲是否是悲剧，要看整个剧本是否具有悲剧的性质与气氛，而不是决定于它是否有“大团圆”的结尾。笔者认同这个观点。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古典悲剧大多均以大团圆作为结尾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近几年人们往往从社会心理这一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2］而中国的社会心理是一种乐天精神，王国维先生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剧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3］认为这仅仅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本文尝试从戏剧家的创作指导思想、创作心理、创作环境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作者角度来解读中国古典戏剧频频以大团圆为结局的原因，并以此求教方家。 　　一、作家创作指导思想对大团圆结局的影响 　　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反映作家的创作指导思想，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都在指导作家的创作实践。中国古代优秀戏剧家的创作指导思想自然是以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为主，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历代文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中国古代戏剧家们也自然地接受这些优秀的文化思想，在具体的戏剧创作中自觉地承担起传承这些优秀文化思想的责任，以这些优秀的文化思想作为创作指导思想，尤其是在安排戏剧的结局加以体现，因为结局在戏剧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它往往直接表现了戏剧家对事情的看法。那么，戏剧性家们具体的创作指导思想又是什么呢？我认为，戏剧性家们具体的创作指导思想主要是以下三种思想意识。 　　1.强烈的“中和”思想意识。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对历代文人的影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的甚至浸入骨髓。儒家的“中和”思想意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历代文人接受与推崇。“中和”的意思是人事物要和谐、适中、均衡有序，不能极端。《中庸》记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显然，儒家认为人和万物相处的最佳状态就是“中和”的状态，只要实行“中和”之道，万物就能达到和谐的境界，世界就会平衡有序。由此可见，儒学就是一种追求主张稳定和谐的学说。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尊崇儒家思想，把它奉为统治阶级思想。对于以孜孜追求功名为己任的文人而言，他们自然信奉统治阶级的思想，自然也成为“中和”思想的信仰者，戏剧家们自然也毫不例外。这是十分关键和重要的，因为“中和”的思想意识一旦指导戏剧家们的创作实践，他们在安排情节时就必定注重情节的均衡有序，使悲剧情节与喜剧情节交替出现，既不能一味地悲，又不能一味地喜，要以喜剧的气氛来冲淡悲剧的气氛，要化解观众的悲愁之感，要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目的。总之，由于“中和”的思想意识的作用，戏剧家们在考虑安排结局时就不能一味地宣泄悲愁，要给人看到一线光明，这样就自然而然地把大团圆作为结尾了。王季思先生说：“如果说西方戏剧将悲剧的崇高和喜剧的滑稽加以提纯而发展到极致。……中国戏曲则将两者综合在一起，相互调剂、衬托……表现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庸调节。达到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后的超越。”［4］这样，中国古典悲剧在结构上就往往表现为“喜―悲―喜―悲―大悲―小喜”模式，而不像西方“喜―悲―大悲”的结构模式，戏剧家们通常都用小喜的气氛冲淡大悲的气氛，从而进入一种和谐安适的心理状态，获得创作的满足感，满足内心的“中和”思想需求，这样中国古典悲剧以大团圆作为结尾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大团圆结尾也是戏剧家们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