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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机理分析及实证检验 　　摘要：阐释普惠金融减贫机理、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评估普惠金融减贫绩效对推进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通过金融服务对象的拓展缓解农村地区信贷约束并增加贫困农民收入，保险产品的普遍应用提升“因病致穷”等风险冲击的抵御能力，金融产品成本的削减增强农民使用金融产品的意愿和能力等途径减缓农村贫困。2005年以来中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其综合指数、广度指数和深度指数的均值分别由2005年的0.349、0.284和0.510提升到2014年的0.850、0.898和0.727。在1%置信水平上，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和广度指数每提升1个百分点，农村贫困率分别下降0.151和0.122??百分点，普惠金融深度指数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可通过加快发展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等措施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广度 关键词：普惠金融；金融扶贫；减贫绩效 中图分类号：F323.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3-0076-08 引言 金融扶贫是重要的扶贫攻坚政策措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积极推动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十三五规划提出“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开辟扶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让农民、小微企业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召开的“全国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电视电话会议”指出“引导金融资源向贫困地区聚集” 金融扶贫的工作重点是大力发展普惠金融[1]。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亦称金融包容（financial inclusion），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自2005年被联合国提出以来，普惠金融一直被视为可以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包容性社会的一种重要机制[2]。中部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多，扶贫开发任务十分艰巨：在2014年全国7 017万农村贫困人口中，河南和湖南的贫困人口数量均超过500万（全国超过500万贫困人口的省份仅有6个）；在2012年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中部地区占据了151个，占比达到25.5%。因此，厘清普惠金融减贫机理，科学认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评估其减贫绩效，对推动中部地区金融扶贫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HJ68x〗 理论界对普惠金融是否具有减贫效应尚有争议。权利贫困理论认为金融服务等基本权利的缺失是贫困的重要原因[3]，提出将信贷干预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4]，并将穷人的信贷权提升到基本人权的高度[5]。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认为贫困地区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金融机构都会设置很高的信贷门槛，未享受金融服务的贫困家庭容易陷入“贫困陷阱”[6]，而基于信贷约束理论的研究认为普惠金融通过信贷为贫困地区农民带来财富增长从而达到脱贫[7]。Burgess 和Pande以印度农村地区为研究样本的研究发现当地农村地区开户量每增加1%可以减少农村贫困率0.34%[8]；Beck等采用跨国数据的对比研究发现，具有较发达金融系统的经济体能够更快地消除收入不平等现象，降低贫困水平[9]；Manji研究发现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使用频率与贫困率负相关[10]。崔艳娟和孙刚分别以存贷款余额与GDP之比、国内债券余额、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三者之和与GDP之比这两个指标来度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证研究了1978-2007年我国贫困发生率与金融包容之间的关系，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降低贫困水平[11]。但Navajas [12]，Mallick[13]，Brau [14]，Roodman[15]等对小额信贷的减贫效应提出了质疑，认为小额信贷等普惠金融服务只限于在穷人中进行宣传而没有能真正落到实处从而不能显著降低贫困率，贫困村互助资金并没有瞄准贫困农户[16]，有劳动能力但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贫困农户仍难以有效利用互助资金的贷款服务[17] 国内外研究丰富发展了普惠金融减贫理论，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但也存在着以下不足：（1）主要从信贷约束的视角阐述银行信贷的减贫效应，鲜有系统分析普惠金融减贫机理的文献；（2）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减贫绩效的国内文献较少，仅有的个别研究中，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较为单一；（3）对普惠金融是否具有减贫效应尚有观点上的分歧，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创新点是从金融功能的视角较系统阐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