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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荣　传承香港精神 　　 　　1969年出生的陶荣，可能与香港这座城市的历史有更多的映衬之处。其父是祖籍北京的中国人，其母是苏格兰人。陶荣自小出生在香港，年少时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一名香港人。而随着香港1997年的回归，他现在认为自己不仅是香港人，更是一名中国人，“祖国”这个词的含义对他来说日渐清晰起来。 　　 　　1998年应香港高等法院前法官嘉柏伦之邀，青年陶荣担任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秘书长一职。除了自29岁开始，陶荣作为亚洲第二大、国际第四大商业仲裁机构的掌舵人，他现时还兼任着环太平洋律师协会争议解决及仲裁委员会主席的工作，凭其多年来向世界推广香港仲裁服务，并努力推广仲裁理念，陶荣于今年成功当选为“世界经济论坛”2007年全球青年领袖。 　　对新一代香港青年，陶荣认为“冒险、创新有余，但耐力和坚持不足”。他认为香港政府应该加强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政策不宜太频繁地改动，注意因材施教，并鼓励青少年向多元化发展，新一代香港人要“淡化商业精神，强化人文精神”。 　　作为香港公认的新一代青年领袖之一，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华人世界》对陶荣进行了采访。 　　《华人世界》:1998年，香港高等法院法官嘉柏伦邀请年仅29岁的您就任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秘书长一职，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形。 　　陶荣:1998年，我刚好在香港城市大学修读仲裁及争端解决文学硕士课程，因此有幸认识了当时任教的前高等法院法官嘉柏伦先生及杨良宜先生。由于工作的需要和我对仲裁的浓厚兴趣，我当时经常在课堂提问并在课后向嘉柏伦先生和杨良宜先生经常请教，因此他们对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香港城市大学读完硕士课程后，有一天，嘉柏伦先生和杨良宜先生约我见面，并邀请我共进早餐，当时问我是否愿意致力于推广香港仲裁。当时还谈了其他许多话题，记得印象最深的，是问我“对香港的未来是否具有使命感(CommittedtoHongKong)?” 　　当然，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是一场挑选仲裁中心秘书长的面试。之后嘉伯伦先生正式邀请我出任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秘书长一职，我经过考虑后毅然接受这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这样一做就是十年。 　　《华人世界》:这是否与您较早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关? 　　陶荣:有这方面原因，我很早就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学生时期我就积极参与例如参加香港启励扶青会，以及其他学校社团等活动。而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心参与，使我很受益，提高了我的组织能力、团队意识以及责任心，我想这也是嘉柏伦先生邀请我出任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秘书长很重要的原因。 　　《华人世界》:从事仲裁中心秘书长一职已有十年，是什么精神或动力支持着您一直做下去? 　　陶荣:第一、是个人的兴趣和对香港的使命感，由于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合同及其他法律问题，使我对于仲裁以及争议解决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愿意致力于香港仲裁事业的发展。第二、香港仲裁具有远大的发展潜力。虽然在工作中虽然遇到不少的挑战和困难，但是中心理事会全体成员都给予我大力支持和信任。第三、香港政府也对仲裁中心的发展提供很多的帮助，而且从不干预仲裁中心的运作，保证了中心的独立性。种种的因素形成了背后一直支持着我的动力。 　　《华人世界》:香港回归与您从事仲裁中心秘书长一职差不多同一时期，就回归对您的工作影响而言，这十年有什么变化? 　　陶荣:主要的变化是内地和香港的联系大大加强了。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也跟内地很多仲裁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加强了彼此的沟通。例如在2002年中心与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就联合成立了亚洲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处理域名争议案件，而且受案数量也逐年快速递增。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联合内地仲裁机构一起向海外推广仲裁服务，会收到更好的效果。而我中心现正在不断加强与内地仲裁机构的合作，并已取得成绩。 　　《华人世界》:这些年，您平均一年去几次内地，感觉内地方面关于法律仲裁方面，与香港有何不同?那些方面需要改进? 　　陶荣:我每年到内地的次数超过10次，并且随着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最近两年到内地去得更频繁。 　　就法律仲裁方面，我认为两地仲裁法和仲裁实务存在一定的差别，内地仲裁主要以机构管理仲裁模式为主，即仲裁程序必须由仲裁机构进行管理，而香港除了可以进行机构管理仲裁之外，当事人还可以约定进行随意仲裁(又称“临时仲裁”)。相比之下，在香港进行仲裁比内地进行仲裁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果内地需要发展随意仲裁，必须对有关法律作出修改。 　　当然，内地的法制建设和改革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法制建设和改革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咨询，并根据实际情况渐进地进行改革，而不能照搬照抄。我深信中国内地的法律制度将不断地完善。法制建设和改革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支持。内地政府应该注意法律人才的培养，应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