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穿国服不是“服装秀”.docVIP

重穿国服不是“服装秀” 　　目前的国服复兴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与其互为表里的礼仪体系和伦理道德的重建还没有跟上来。重穿国服如果不能体现甚至是代表中国礼仪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回归和重建,就会缺乏深厚的根柢,因而没有长远的前景,甚至会成为一种单纯的服装复古运动或者说是“服装秀”。 　　 　　国服复兴是21世纪初中国的一道独特而又亮丽的人文景观。正如国服重在“国”而不是“服”一样,重穿国服宜重在通过国服找回和体现失落已久的中华人文精神,进而创建一个文质彬彬的和谐社会。 　　明代大儒王阳明的《传习录》里有这样一段对白。有位弟子问:穿古服(或儒服)是不是更能体现儒家的精神?王阳明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戏台上的戏子穿的都是古服,难道他们就代表了儒家的精神?王阳明的意思是说:穿什么样的服装并不重要,首先的和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遵循儒家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当然,如果能做到“衣行合一”,既穿古服又恪守儒家道德,或许王阳明不会反对的,因为他主张“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观点体现了儒家的一贯主张。孔子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先天而生,有质朴、本质的意思;“文”是后天而成,有修饰、外在的意思。在儒家看来,服装就是一种“文”,所以《国语》上有“夫服,心之文也”的说法,即 　　服装体现的是人内在的心境。如果做不到“文质彬彬”,则毋宁要“质”不要“文”。所以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礼乐的实质,徒有那些玉帛钟鼓之类的形式上的东西,又能如何呢?穿着服装的道理也是如此,董仲舒曾接着孔子的话说:“丧云丧云,衣服云乎哉!”意思是说,参加丧事不能尽其哀,徒穿丧服又能如何呢? 　　不难看出,在古人那里,服装问题总是与某种文化精神,具体地说就是礼仪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古代中国一向是以“礼仪之邦”和“衣冠上国”并称,服饰文化始终是礼仪体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唐代孔颖达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的说法。比如祭祀有祭服、朝会有朝服,婚嫁有吉服,服丧有凶服,冠礼有冠服等,这些在《礼记》等礼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需要指出的是,在儒家看来,礼仪同样也是一种“文”而不是“质”,所以儒家认为“礼者,人情之节文也”和“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就是说,礼仪背后应体现一种基本的价值理念,比如丧礼主哀、祭礼主敬、聘礼主诚等。质而言之,服饰文化、礼仪体系、价值观念在中华人文精神中是三位一体、有机勾连、不可分割的。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服饰文化、礼仪文化都缺少自己的民族传统特色,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道德沉沦、伦理丧失、诚信缺乏、家庭不睦、人际疏离等现象。 　　很显然,国服复兴运动如果不能体现甚至是代表中国礼仪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回归和重建,就会缺乏深厚的根柢,因而没有长远的前景,甚至会成为一种单纯的服装复古运动或者说是“服装秀”。 　　比如,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下穿着“汉服”勾肩搭背、卿卿我我,人们就会认为这是在排演影视剧;如果有人穿着峨冠博带的“儒服”随地吐痰、粗言秽语,人们就会认为这样有损“君子之风”。要之,传统服装因为和某种礼仪规范和价值观念紧密相联,所以要求穿着者不但要从内心里体会而且要从言行上体现这种礼仪规范和价值观念。或者说,穿传统服装,就要建立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成为言行合一、文质彬彬的君子。 　　所以,目前的国服复兴运动虽然轰轰烈烈,但与其互为表里的礼仪体系和伦理道德的重建还没有跟上来。当然,有些民间传统服装爱好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努力,比如提倡“汉服”的天汉网就推出了《民族传统礼仪复兴计划》等。但类似的计划和建言如何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恐怕还要花很大的力气,还要走很长的路。 　　重穿国服、移风易俗很难,但收拾人心、重建道德更难。暂且抛开后者不谈,笔者以为如下场合值得优先考虑重穿国服和重建礼仪: 　　其一,国际交往。国服体现的是中国性和民族性,无论是国家性的还是团体性和个人性的国际交往,都可以考虑穿上传统服装。“入境问禁,入乡随俗”,当以主人身份接待外国使节和外国朋友时,完全可以穿上自己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服装,并行抱拳礼、作揖礼等传统礼节,大可不必一律西装革履、握手拥抱。 　　其二,国家典礼。国服不是官服,但在世界各国的重大政治场合、典礼仪式上,参与者却往往穿着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当然,在政治场合下,峨冠博带、衣衫飘飘很难一步到位也没有必要,但中山装、立领服等并不难为人们所接受。目前公祭黄帝陵、大禹陵、孔子等公祭活动影响愈来愈大,在这些场合下重穿国服和重行古礼的空间也变得大了起来。 　　其三,文化教育。在一些国际学术交流会上,经常会看到有些中国学者身穿西装大谈特谈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个很诡异的现象。事实上,在一些文化艺术和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