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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的人类学洞悉用户需求的方法 　　象牙塔中学者万干，有一类学者卓而不群，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在别的学者流连于书斋或是实验室时，他们奔波在外，而且往往是常识印象中的“老少边穷”地区，或者是城市中“特立独行”的亚文化群体。表面上看，他们是孤独的旅者，远离熟悉的文化和圈子，来到对自己完全陌生的地方。而实际上，他们是孜孜不倦的知识探索者，到远方寻找真相。他们就是被称为“人类学家”的学者群体。 　　1914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远离战火，来到西太平洋新几内亚的小岛上，开始了自己的人类学考察，从此棕皮肤的土人世界多了一个白皮肤的司入者、一个有趣的人。他试图融入这个新的世界，每个人都看到他咄咄逼人的努力。他热切地学习当地的语言、与当地的权责与平民打成一片、帮土著水手造船、种地、参与仪典。时而他表现地像当地人的白色兄弟，完全忘记自己的文化身份，时而他叉像个疯狂的科学家，用笔纸记录土著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马林诺夫斯基的突出成就体现在他撰写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他记录并分析了新几内亚群岛的库拉宝物交换圈的机理和脉络，正式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理论构想，奠定了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的规范。几乎在此同时，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开始在中国传授他的功能主义理论，他的鸿篇巨制《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是研究西伯利亚少数民族的经典论著。史禄国更为人所知的部分在于他收授的弟子――来自江苏吴江的费孝通，在史禄国的教导下，年轻的费孝通远赴广西大瑶山考察，并初试啼声，完成他的学术初创作《花篮瑶社会组织》，自此，《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名著相继问世。在史禄国之后，费孝通前往英国受教于马林诺夫斯基，可以说，人类学奠定了这位中国学术泰斗的理论框架，对远方文化的追寻，引出了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与洞见。 　　人类学家往往看起来落拓不羁，孤傲难驯，而漂泊在外的工作方式，叉常常遭到他人无意间的忽视，使得人类学价值的珠光被掩埋。事实上，人类学在田野工作之外的理论贡献，使得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人类思想宝库的奇葩，为人们观察与理解这个我们生活的世界提供强劲的思维动力。继早期的进化论与传播论之后，功能论从个体需要出发，将文化定义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方式。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它满足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后来的结构功能主义从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结构出发，强调社会将个体融入整体的过程。社会结构是人与人配置组合关系的固化形式，表现为制度习俗等，功能指某种制度相对于社会整体的作用。总的来看，功能主义的理论是经验主义的，强调对现象的观察与梳理。二战后出现了结构主义的人类学，以宏大的理性主义视角，试图寻找纷繁复杂的现象下面的那条若隐若现的暗渠。结构主义的诉求在于概括出模式，所谓模式是一种以二元对立为核心的基元，它的翻转、增删、变形产生式样万干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样式，万物同出于一，结构主义以令人惊异的野心无限逼近那个“一”。结构主义之后的解释学流派对文化与社会的理解形成新的反动，它拒斥宏大的叙事，拒斥“一”对“多”的压制，强调“多”的生机与意义。从他者社会的公共符号入手，解释学人类学着重强调对他者的理解，强调一种深度的描绘，达到“我理解他正如我理解我一样”的境界。 　　人类学的理论或宏大或微观，然而其方法论则相对集中，体现在“民族志”方法中。正如人类学家经常观察的原始社会的“成人礼”，一个人类学家的成年，表现在他去远方、带着问题与疑惑，对远方那个社会观察与思考，最后完成的一本民族志中。民族志的方法主要有“主位”和“客位”法，以及其衍生的参与观察法等。主位与客位来自于语言学，原本指操某种语言的人对于自己语言中细微的语言区分与外在于这种语言的人可能做的区分之间的差异。在人类学方法中，主位的观点被延伸来代指被研究者(局内人)对自身文化的看法，客位的观点被延伸来代指这个文化的研究者(局外人)的解释。主位的观点代表一种研究的态度，人类学家要从被研究者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他们的文化，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范畴将被研究的文化切割成碎片。而客位的观点则重在发现那些隐藏在被研究者潜意识中的结构，利用局外人的优势，制造有价值的洞见。一个成熟的人类学家能够在主位与客位之司熟练的转换，从而达到对被研究者的充分理解。参与观察法对应于主位和客位的两造，人类学家以局内人的身份充分参与，以局外人的冷静态度观察。除此之外，人类学家还有个绰号叫做“天真的人类学家”，也就是一种陌生化的方法，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习以为常的事物，获得有价值的理解。其它常用的民族志方法还包括关键报道人法，访谈法、问卷法等。 　　早期人类学被称之为“桃花源式人类学”，因为人类学家前去的地方往往是没有被现代工业社会“污染”的传统社会。随着人类学的发展，它作为理论与方法的触角渐渐延伸，被应用到其它领域，其中产品与交互等设计领域的前期用户研究也广泛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