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的生态突围.docVIP

蚂蚁的生态突围 　　这是一部风格芜杂的中篇小说(见《天津文学》2010年第六期),它让我想到四个人,分别是废名、沈从文、韩少功和残雪,由此我断定作者李健有可能是湖南人,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湖南新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篇小说中所蕴含的复杂元素,比如废名的诗性氛围,沈从文的乡土情韵,韩少功的神秘主义以及残雪的另类思维等。 　　这部小说的氛围酷似废名的《桃园》,王老大和他的女儿阿毛,以经营一爿桃园为生,与“杀场”紧邻,山上有阿毛妈妈的坟,空旷、孤独、萧杀却仍不乏情趣,比如游人摘了王老大的桃子,女孩子兜了一捧花回去;爸爸挑水浇树,一棵棵桃树都是阿毛一手抱大的;酗酒的王老大,生病的阿毛,阿毛对王老大的腹诽与妈妈的内心对话,王老大为安慰阿毛用空瓶子换回的玻璃桃子最终让孩子们打碎,似有若无却紧紧牵系的亲情……这就是废名小说的“气场”。在《约定坳蚂蚁》中,田名正与女儿香莲住在约定坳,他们种的是杨梅;本就三五户人家却都陆续搬走了,剩下他们单门独户;田名正一样喜欢酗酒,香莲受了委屈也有到娘的坟头去哭诉的习惯;田名正因为不愿出打春祭的份子钱而不让女儿去看法事,失手打了她之后又后悔不迭。这里营造的亲情的气氛依旧是若即若离,甚至不借助言辞,田名正的悔意只有一句:“爹没筹款,我们不占这便宜。”而香莲的解释也只是“想像娘一样替你向法师讨碗神水”。亲情以误解的方式纠结在一起,造成伤害,又在只言片语中烟消云散。 　　从人物和结构上看,这部小说类似《边城》,同为一个简单的三角恋故事。不同的是,《边城》里的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老船夫的外孙女――清纯烂漫的翠翠,他们是因为过于含蓄和彼此推让而造成了一场悲剧――天保遇难,傩送出走,独留翠翠在船上摆渡。而在《约定坳蚂蚁》中,椿宝因为兄长离世不愿嫂子“转房”而逃离到香莲家,田名正则想利用椿宝的憨实苦干圆自己多年来迁居新屋场的美梦,而香莲则是被率先尝到市场甜头又毫无操守的暴发户开发唤醒了生理欲望又稀里糊涂地陷入一场莫名其妙的情感中不可自拔、最终成了一个背负道德十字架的负罪女人。同样的三角恋,可以是人性真善美的展示台,令人唏嘘感怀,也可以是世间假恶丑的显示器,叫人喟叹深思。较之《边城》中的诗意温婉和心照不宣,《约定坳蚂蚁》更多地反映了人性本真的欲望与懵懂的道德律令之间的模糊界限。椿宝似乎是个愚弱的角色,而在嫂子“转房”这件事上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理性,香莲本性善良单纯,开发看中的也正是这一点,谁料后来却做出了违背常理的疯狂之举,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铁了心要守住一个明知是玩弄女性的男人,令人匪夷所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的诗意仅仅体现在自然环境层面,而对人性的挖掘则显然是诗意的消解,也因此而获得了一定的深度,这种深度是以真善美的碎裂为代价的,其中包括着对人的潜意识中非理性成分的探究,甚至是无法用理论来解释的。这种人性的嬗变大概也暗示了时代变迁对人的影响,尽管时代性不是这部小说着力说明的重点,但依然可以窥见端倪。 　　从地域文化的环境和场景来看,《约定坳蚂蚁》处处显示出韩少功式的神秘主义倾向,如蚂蚁试图将醉倒在路边的田名正扛走,章桂芝对每年春天打春祭的虔诚,香莲娘活着的时候喜欢向法师替丈夫讨神水,田名正兴土木迁新居时的“退煞”仪式,椿宝在深夜吹葫芦呼鹌鹑的禁忌居然使得香莲很偶然地保全了自己,同时也使椿宝失去了一次难得的相互成全的机会。原因竟在于椿宝相信吹葫芦是不能走调的,“假若一不小心走了调,就会变成淫秽之声。这种淫秽之声极容易把一些阴狠之物吸引拢来,朝你张牙舞爪”。这种说法听来让人匪夷所思,甚至会因此认为椿宝有些愚昧,因为他对禁忌的迷信不但失去了香莲,而且事实上也真的引来了开发这个“阴狠之物”。但我们只能对椿宝的迷信表示遗憾却无法横加指责,概因楚地巫风盛行,“楚人好巫”之风由来已久。据考证,“楚人好巫”的传统始于炎黄时代,《新论?言体篇》中记载:“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鬼,躬执羽黼,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楚灵王祭祀如此全神贯注,以致兵临城下都不去理睬,结果自取其辱。这虽是传说,却也从侧面佐证了楚人对鬼神之事的虔敬。关于楚族“淫祀”的原因,有学者这样解释:“楚国社会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中出生的,楚人的精神生活仍然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楚人认为:“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可见楚之巫风由来已久。多年的文化积淀极易以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根植于人们的头脑,进而演变为一种民俗文化或本土观念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湖湘地域文化的神巫色彩在湖南的地方志中有大量记载,同时也大大影响了这块土地上的作家。我们从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