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被遮蔽者和新诗人出场.docVIP

PAGE  PAGE 5 让被遮蔽者和新诗人出场 　　《中国新诗年鉴》系列选本,从1999年到2008年,已经持续出版了整整十年,尤其是全面的民间性质,让其意义非凡。这十年,是中国新诗在商业化浪潮中真正发展的十年:民间写作更沉稳、深邃,同时也更大气、开阔;知识分子写作也开始转向生活现场,转向人情世界,并有了令人欣喜的佳作。而在这些变化的同时,新诗年鉴依然在持续、在坚守。 　　 　　从年鉴主编、诗人杨克每一年的“工作后记”里,我们都会看到这些或明显或细微的变化在一个诗人内心里的反映和体现。杨克曾经总结说:“对诗写作,我偏爱艺术冲动和非理性;但对做实事,我更相信制度和程序规范所起的作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念,杨克才能在写诗与编年鉴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上,做得扎实、稳健,且一丝不苟。编新诗年鉴这一工作,杨克坚持做了十年,而且还将继续下去,在诱惑诸多而又不失生动的南方,这应该算是一个奇迹。 　　 　　或许是整个九十年代主流诗人对西方资源的顶礼膜拜和全面吸纳,造成了中国新诗的欧化倾向严重,无论从语言,还是从精神资源上看,都有着鲜明的借鉴痕迹,而中国本土性表达,则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对此,杨克曾说:“我一直相信真正的艺术必须具有原创性,生存之外无诗。汉语诗歌的资源,最根本的还是‘中国经验’,是当下日常具体的生活。”从《1998中国新诗年鉴》开始,遵循着这一表现“当下日常具体的生活”的思路,中国新诗界打出了一面指向民间的旗帜,这面旗帜并非刻意要与主流对抗,而是呈现一份不同于“知识抒写”的鲜活诗歌美学。 　　 　　年鉴筹备之初,在杨克的组织下,温远辉、谢有顺、李青果、黎明鹏、杨茂东,再加上后来受杨克之邀加入的韩东、于坚,一共八人,共同组成的“编辑部”,他们通过不断的讨论,最后确定了年鉴的编选主旨:“这是一部不同于官方机构编纂的年鉴,不是谁有名就选谁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的那种四平八稳的选本。它更多是代表民间的,体现的是我们看诗的方法。诗歌写作不能成为知识的附庸,并非能够纳入西方价值体系的就是好诗,诗应是可以独立呈现的,直指人的内心的,也是诉诸于每???读者艺术直觉的。”这一主旨后来被坚持下来,为主编杨克和历年执行主编、编辑所遵循与实践。尤其是我们通过统计每年重点推出的诗人诗作,也能大致看出这一主旨所蕴含的民间立场和非官方标准。 　　 　　新诗年鉴这十年的诗歌,在保持艺术水准的同时,大都表现为“当下日常具体的生活”,这是具有民间立场的诗人所要表达的最为真实的部分。只有进入到具体的生活,才能面对灵魂,张扬精神,恪守独立,崇尚自由。否则,诗歌就是漂浮的、虚空的,无法落到结实的地基之上。通过这十年的年鉴来看,虽然后面的相较以前少了几分锐气和激进,但多了几分成熟与从容,“真正的永恒的民间立场”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改变、而走样。 　　 　　中国新诗界,历来有被遮蔽者无法浮出水面、不为人所知晓。一方面是这样的诗人低调,没有过强的发表欲,总是在写抽屉诗歌,这中间有不少优秀诗人;另一方面,一些诗人的诗歌,总是与主流诗坛保持距离,他们也从来没有被纳入到体系之内,大都只是在民刊上发表诗作,产生不了特别强的影响力。这两类诗人,其诗作大都有“异端”品质,真正是在为艺术而写、为生命而写。在这一背景下,杨克提出过这样的看法:“艺术是诗歌的生命,也是这部年鉴惟一的编选标准。”这是他在编完《1998中国新诗年鉴》之后的想法:“年鉴”所秉持的艺术立场,应该会让被埋没已久的他们,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来。 　　 　　年鉴重新发现并隆重推荐那些被遮蔽的诗人,一方面是竭力以诗歌艺术作为标准,不唯主流和名家是从,让真正的诗人和优秀诗作,得以以另一种方式为我们所知晓,所留存。另一方面,这种举措也有别于其它的诗歌年选,不管它们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年鉴都希望保持一种艺术至上的品格,坚守诗歌精神的复杂与多元。 　　 　　当然,年鉴不仅挖掘这些被埋没的“老诗人”,同时也更注重对有潜力“新诗人”的发现和推荐。所以,年鉴在前几年挖掘了被忽视和长期遮蔽的优秀诗人之外,从1999年的年鉴开始,大力推出当时在诗坛上已经很活跃的“70后”诗人,同时在2000年的年鉴里推出了“80后”诗人,此后几年直到现在,可以说年鉴见证了“70后”和“80后”诗人的出场、成长与成熟,这是对一代诗人的重新塑造,同时也是对一种新的诗歌美学的建构。 　　 　　年鉴为年轻诗人提供发表作品的平台,是其担当和责任,也是其新锐美学最有效的体现。然而,针对“70后”和“80后”这种以出生年代来划分的诗人群,早在2004―2005年度的“工作手记”里,杨克就曾指出:“当下诗的差异只是个体的,而不再是代际的。以后再以生理年龄的划分来概括一个诗群体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它只能使各个诗群的区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