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权力与理想的高度.docVIP

PAGE  PAGE 4 虚构的权力与理想的高度 　　近年来,在热播三国题材影视作品的过程中总能听到这样一些声音:“亵渎历史”、“亵渎经典”、“可恶”、“愤怒”。新《三国》开播以后,部分南阳观众更是怒不可遏,因为新《三国》把诸葛亮的躬耕之地明确地说成是襄阳而不是南阳。其实只要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影视艺术作品应该有加工原著、虚构历史的权力,心中便可以释然许多。 　　 　　当然,文艺与历史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困惑的问题,我们的前辈贤人也曾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柏拉图认为文艺只是谎言,不可能获得对历史的真实认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历史著作只是各种事件的实录,不可能建构这些事件的内在规律性,而文艺总是在探求一种合情合理的可能性,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文艺改造历史事实应该得到肯定。20世纪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则认为,我???所接触到的历史只可能是一个个历史文本,而绝对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再现的,因此所有的历史文本都具有虚构性;文艺作品则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因此文艺作品也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尽管他们对文艺与历史的关系看法不一,但他们莫不认为文艺具有虚构性。由此看来,我们对三国题材的文艺作品也不必过于较真:既然历史著作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文艺作品自然应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其实,所谓“对历史的篡改”并不始于三国影视剧的翻拍。与历史著作《三国志》相比,小说《三国演义》中张冠李戴、虚构历史的故事情节并不鲜见:史书中被称为“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的蒋干在小说中变成了一个弱智无能之辈;历史著作中周瑜、吕蒙虽然都英年早逝,但都是因病而逝,而在小说中一为诸葛亮气死,一为关羽魂魄报应而死;历史著作中华雄乃是孙坚率兵攻杀而非关羽之功劳;历史著作当中并没有记载诸葛亮草船借箭的谋略,倒是有孙权乘船观战、以船受箭的记载……由此观之,如果要仔细探究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历史谬误”定然也是俯拾皆是。 　　 　　文艺作品有其自身的规则,首先它要“好看”,让接受者们有兴趣去看。试问如果文艺作品像历史著作一样仅仅罗列事件、考证事实,人们又何必去欣赏文艺作品?读读历史著作不就行了。正是因为《三国演义》有曲折传奇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三奇三绝”这样的人物形象,才让众多读者爱不释手。 　　 　　但是,好的文艺作品并不仅仅止于“好看”。小说《三国演义》对历史素材不惜张冠李戴、添枝加叶难道仅仅是为了“好看”吗?自然不是,其改编历史的目的还在于要表达作者的价值取向。为了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作者不惜扭曲事实拔高、美化刘备集团,贬低曹操、孙权集团。尽管作者在小说中所表达的价值取向在今天看来非常狭隘、落后,但它毕竟敢于表达自己的价值理想,彰显了文学的理想情怀。虚构奇人奇事、表达价值取向、抒发理想情怀在这部著作中完美地统一起来,这也是它能够流传至今、被奉为经典的一个重要要原因。 　　 　　相形之下,近年来热播的三国题材影视作品在追求“好看”方面较之于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表达价值取向、抒发理想情怀方面却显得明显不足。这也是当下很多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通病。在这些作品中,历史变成了一块便于书写传奇的自由地,价值取向的表达含混不清,更谈不上理想情怀的抒发。在这些影视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状况:旧的价值理想已经轰然倒塌,新的价值理想却无法确立,魏、蜀、吴三个权力集团的代表人物没有谁可以容纳新时代的人文理想。曾经是价值理想化身的刘备被还原为一代枭雄,他同样有着极其强烈的权力欲望,但他只有以仁义为旗号才可能获得权力,因此仁义在他那里不过是与其他枭雄争霸的一个筹码。曹操的历史地位虽然已经被充分肯定,虽然他有时也会大言不惭地声称自己是百姓的恩主、人民利益的维护者,但他本质上还是善于玩弄权术并以此谋取私利的奸雄。孙权有时被戏说成一个缺乏自信心的失意之人,有时则被强化为阴险弄权的奸雄。这些处于权力中心的枭雄们与新时代的人文理想总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在一些既是“边缘人物”又是 “失败者”的人物身上,发掘人文理想的精神要素。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三国故事都是以英雄传奇为纲,那些失败的边缘人物很少进入接受者的视野。但是,恰恰是在这些悲剧性的人物身上,我最能感受到现代人文精神的光辉。比如益州刘璋,《三国志》中称此人“性宽柔,无威略”,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称此人“暗弱”,毛宗岗称此人“仁而不智”。以此推测,刘璋应该是一个比较忠厚的人。在刘备围困成都之时,尽管“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三国志》),但是刘璋坚决不肯让军民再做无谓牺牲:“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三国志》)他宁愿自己投降也不愿百姓遭殃,这种担当意识中蕴含了现代的人文理想。当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