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一个中国人的呼唤.docVIP

PAGE  PAGE 5 聆听一个中国人的呼唤 　　今年9月，惊闻包括新华社在内的11名记者，报道矿难时居然收受现金元宝贿赂，而被给予开除公职等处分。也是9月，笔者在东台有幸拜谒我国新闻界先驱戈公振故居。睹物思人，心情不能平静。 　　青砖、小瓦，安静而素净的一个小院子，不起眼地坐落在东台城一条街道的后边（鼓楼街兰香巷9～11号）。靠近了，才看清门上由周巍峙题的扁额：“戈公振故居”，才知道这里还有着一个不寻常的处所。 　　进去经过一间房的过道，就是一个窄长的小院子，东侧一汉白玉半身雕像，上书：“戈公振1890―1935”。上午的太阳光线，还未照到这座露天雕像上。 　　 　　名记者交友三千 　　 　　进入陈列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帖白底黑字的“我是中国人”和一张张发黄的旧照片。这个从东台小城走出去的记者，在近70年前的二???十年代，采访面之广，接触社会各界人士之众，令人吃惊。“戈公振在申报办公室工作时遗影”、“1933年11月戈公振参加马德里国际新闻会议”、“1934年8月，戈公振列席第一次苏联作家大会，聆听高尔基作报告”等大量历史照片均陈列于此。他曾数次赴日内瓦，接连采访英国外相张伯伦、法国外长白理安以及德国外长史特莱斯曼。他又应邀参加国际新闻专家会议，第一个登台发言，提出西方须增进与中国之了解。这时，我就记起了刚进馆时见到的那行字：“我是中国人”。 　　另一边的珍贵史料，是黄炎培、邵力子、李公朴、史量才等当时社会名流与戈先生交往的信件。还有30年代著名影星胡蝶的手迹。甚至当年戈公振采访西欧时穿的燕尾礼服，也挂在这里的衣架上；他出国的外交护照、访苏时的记者证也打开在这里。仿佛戈先生出访归来，才刚离开居所。 　　这一切，是那么的遥远，又是这么的亲近。你听，戈公振这样论说记者采访活动：“新闻记者之职业，应该在社会上人际间广交朋友”，“惟其如此，与各方面容易发生关系，即在此际，须得认清我地位，要有不屈不挠，所谓‘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之精神”（戈对《申报》记者语）。戈先生这些话，不也是讲给现今的记者听的吗？ 　　据载，作为那个时代的名记者，戈先生以45岁壮年去世，其丧葬费，居然还是友人筹集的。可见先生为人清廉之一斑。 　　 　　感受职业之神圣 　　 　　这边是戈先生的手稿了，是竖行用毛笔书写的《新闻学》。那一本，便是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00多万字的《中国报学史》。1928年4月10日《大公报》载文：“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来著作中之所罕见。”这本我国第一部系统新闻史专著，后来成为旧中国新闻学著作唯一有外文译书的专著，又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专著。 　　据戈先生侄子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回忆：“这本专著，是我的叔父积累了多年收集的史料和研究才写成的”，那时他“常向私家藏书和图书馆借阅书籍，并经常到徐家汇天主教堂的藏书楼去查阅资料”，“又在《时报》上刊登《访求旧报》启事”。从郑振铎、蒋光赤等人的复信件中可以知道，他还向不少人请教过。十余年中，他一直不停地广泛搜集史料，摆设在他那书房兼卧室的四张高大的书架上，全部堆满有关新闻学的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和剪报。他如醉如痴，使同事和朋友大为惊叹。 　　他在临终前还交待：“我的著作……《报学史》原想用白话写过，现在要请宝权替我用白话完全写过……”想的就是便于读者和研究者阅读。 　　 　　“我是中国人” 　　 　　循着陈列的资料，看到他立下遗嘱的一次国内采访。 　　1931年3月，国际联盟派调查团到我国调查“9?18”事变真相，戈公振以记者身份前往。他知道此去可能会遭不测，遂写下遗书，毅然赶赴东北。据当时一篇通信云： 　　名记者戈公振君亦思一赴沈阳市内，遂乘电车至城内四平街灰市胡同和茶馆品茶，借观当地人民生活情况，乃被发觉。当时警察云集，团团包围。茶馆顾客奔避一空。戈公仍谈笑自若，笑问何事？当由警长答称：“奉上级命令，请你老到署里去。”戈即偕往。先是戈将赴城内时，曾向日本警署声明有案，既被捕，警察厅长三谷清（日人）颇觉尴尬。因为如将戈释放，则“满洲国”禁止中国代表入境命令，将自行破坏；如不释放，则又证明日本方面不能保护中国代表随员。终乃以汽车送戈还，警告不许再来作罢。 　　戈公振坚持三进沈阳城内，并采访“9?18”事变发生地点北大营。这年7月，他用“K”字的署名，为报纸撰写了《东北之谜》长篇通信，揭露日本人的罪行。 　　可惜，当他第三次考察访苏归来，竟因盲肠炎手术，45岁壮年赍志而终，他的死至今仍是个谜。邹韬奋记下他临终的遗言： 　　我刚到病房，戈先生忽睁开眼，叫我走近他……他很轻微地很吃力的说：“韬奋兄……我有几句话……” 　　他的声音非常的微弱，且因气喘渐甚，断断续续地说，我俯着头把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