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操守和责任坚守.docVIP

PAGE  PAGE 4 职业操守和责任坚守 　　今天的话题，可以从和我有关系的三个故事说起： 　　先说第一个故事。今年上海两会1月15日召开，16日一大早，手机爆响，某委办局新闻处长气急败坏地在电话里冲我嚷：你知道吗，你们某某记者写的是不实新闻。为什么不给我们话语权?为什么不采访我们职能部门?委员说的就都是真理吗?这位处长为什么发那么大火?原来我们报道了一位政协委员的建议，批评某段高速公路收费高。 　　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交通运输部和物价局都有具体规定，这位政协委员未必了解，我们的记者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其实，在报道政协委员意见的同时，也采访一下公路管理部门、相关行业，可能会表述得更准确。 　　讲这个事例，我是想说第一个感想：新闻，除了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外，新闻还是公平和客观的。都说记者像战士、战士不打无准备之仗。做记者也是一样。 　　做有准备的记者、做全面客观的记者、做认真行事的记者，我们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决定着我们的成败荣辱。我们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决定着我们的信誉度和影响力。 　　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有意写假新闻，往往是由于我们对所采访事件的不熟悉、不了解，或知之不多、不全面而造成的。 　　采访时经常听报纸同行说，某采访单位又找到我们报社了，说报道失实，其实我们的内容没问题，只是编辑在做标题时，为了夺人眼球，自己想了个“亮点”。 　　记者的采访过程，大都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时间短，又不专业，就很难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往往只能根据采访对象的述说或文字资料来采写稿件，这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在这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只有尽可能地“不耻下问”、“不懂就问”，尽可能多地去了解、去采访。尤其是对问题性报道，当事双方都要采访到，尤其是存在问题的那方。相信只要我们尽可能地踏实、认真、勤勉，类似的错误完全可以避免。 　　第二个故事。2004年3月，中国首次下派工作组到河南艾滋村进行生活、生产、医疗等全方面救助工作。当时我一个人去河南驻马店上蔡县的艾滋村――文楼村采访，没有跟当地政府打招呼，自己进村、自己找艾滋病人……通过现场的采访，我发现，从免费救治、补助，到对艾滋孤儿的救助等等，很多都跟我曾经听到的差距很大，我真实地感受到政府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受到政府从遮遮掩掩、回避到正视问题，的确是很不容易的变化。在采访过程中我遇到一家报社的年轻记者，聊天时，他也多次感慨政府的巨大变化，但是他告诉我，这些正面的内容写稿时都用不上，因为领导这次给他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负面的内容。负面的东西要找总能找得到，他自己都承认，报道内容跟他这次来的感受有偏差。 　　’ 　　从这个例子，我想说第二个感想：媒体业务部门中层的价值取向、职业操守、责任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在很多情况下，媒体中层干部直接左右、影响一线记者的报道方向、报道角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媒体的导向。新闻媒体要重视对中层队伍，尤其是采编中层责任意识、公信力意识的培养提高。 　　中层干部在媒体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执行者，又是领导者。作为媒体部门的核心力量，连接“头脑”和“四肢”，是中坚力量、是脊梁。但现在媒体中层往往更急功近利，为夺眼球、迎合受众，为收听收视率，形成“为了问题而问题”的报道观念，我觉得这是媒体的悲哀。 　　第三个故事，要从“尊严”这个词讲起。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汶川大地震时，在北川县城被压在废墟下三天的政法委书记张周凯。他15号被救出来，我16号到北川采访。到那里，人们一听来采访，就给我介绍这个张书记。他从废墟爬出来，直接就去了临时指挥部。我见到他时，他吊着一只胳膊，眼睛红得像兔子眼，一直没睡过觉，不善言辞，特别拼命地工作。 　　可是，从四川回来后，同事们说起网络红人，我发现竟然是这个张书记。因为网上称当他被埋第三天发现有人来时，高呼我是张书记。不但网民骂他，好几家大报没有实地采访也跟风炒作。其实后来调取了消防队拍摄的资料，证实张周凯并没有大呼“我是张书记”。 　　即便如此，去汶川地震现场采访过的很多同行都知道，在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本能的自救非常正常，吓都快吓疯了，呼自己是张书记，也很正常。 　　的确，现在我们媒体压力都很大，要生存、要竞争、要广告，但是不论这个社会现在多现实、多浮躁、多功利，也不论我们压力有多大，起码的职业底线，起码的“维护人的尊严”、“维护自身尊严”、“维护社会正义”这个底线不能突破。 　　如果连我们都只是为了叫卖叫座、为了收视率收听率、夺眼球跟风炒作，一味地迎合，没有了风骨和社会责任，那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在现实环境下，我们改变不了世界，但也不能“让世界改变了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