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复戡的草书观及其当代价值.docVIP

PAGE  PAGE 11 论朱复戡的草书观及其当代价值 　　盛诗澜 女，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无锡市书法家协会理事。现供职于无锡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朱复戡的行草书在业内评价较高，因为他既打通了篆刻与书写之间的界限，又打通了篆籀与行草书之间的隔阂，形成了碑帖相参、刚健朴茂的艺术风格，在名家如林的近代书坛独树一帜。但朱复戡行草书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某种个人风格的确立，他极富个性的书法观是直接促成其个人书风的重要理论支持。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就颇具颠覆性和首创性，在今天看来，对于草书创作仍不失积极的指导意义。因而，对朱复戡的草书观进行梳理，并探索其当代价值，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一、朱复戡的草书观 　　朱复勘博学多能，学问精深，精通各艺，但并无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存世。他的草书观散见于其大量自作诗及各类序文题跋中，可大致归纳为以下4点。 　　（一）草书要有法度――草自篆文出，字字有来历 　　在朱复戡的草书观中，最著名的论点莫过于“草由篆出”，他在长诗《白头吟》中明确提出：“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对此，有的评论家认为体现了朱复戡的个人审美趣味，如齐开义说：“朱复戡先生基于渊博的学识和对书法史的正本清源，身体力行地提出‘以篆入草’的艺术主张，显示其审美取向的独到。”王庆利认为这是对篆、草两种书体的融合，“草不兼篆，终难窥沉实酣畅、杀字甚安之妙”，这其实也是从审美取向的角度出发来谈，即认为在草书线条中应该融入篆书的笔意。而张金梁在谈到其书“植根于篆”时，认为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习书模式：“不失为通往书法殿堂的康庄大道。”这些说法无疑都是正确的，不过，仅从审美取向、习书模式的角度来理解朱复戡的这一观点，容易造成对它的误读，也极大地降低了这一观点的意义和价值。 　　草由篆出，是朱先生的重要发现，但并非是他的独到发明。今人根据所掌握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已经可以基本明确篆、隶、草三体之间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就是说，从书体演变的历史来看，“草由篆出”是非常准确而客观的历史事实。前人因受资料及眼界所限，曾纷纷提出“草自真出”的观点，并一度成为主流观点，现在看来反而是不合书体发展实情的。由此可见，“草由篆出”既不是朱老独到的审美取向，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习草模式，它只是诉说了一个客观事实。 　　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再来理解朱复戡的“草书本由篆书出”，我们会发现，其实朱老所要表达的真正重点在于，草书有法，法度是草书的前提。草书的结字规律符合六书造字法，“字字有来历，笔笔依规矩”。朱复戡幼时即能熟读许叔重《说文解字》，因此他本人于篆法是烂熟于心的，能够深谙笔法源流。而误以为“草自真出”的古人，却往往因不通《说文》而错误百出。例如唐代著名草书家怀素的狂草，朱复戡认为缺乏字法规范，对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当时捧之为圣为神，亦过甚已。严格论之，则恣纵有余，规范不足；笔少虚实，气势松驰；水言不分，结体散乱，且多乖误。”这其中，“规范不足”“结体散乱”“且多乖误”都是明确批评素师狂草法度的缺失。对于二王父子，朱复戡明确表达出尊羲抑献的态度，也是因为“羲之特重结体”，而“献之便多倾侧，言水相混，尤乱法度”。其实朱先生对王羲之也并不迷信推崇，认为其《兰亭》一文字法错误极多，从而提出“书法家而不通《说文》，亦可怪也”的感叹。在朱复戡看来，草书有字法，能写对结字是写草书的基本前提。一件草书作品假如字法乖误太多，规范不足，则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根本就无从谈起。 　　（二）草书要有金石气――书刻先须通金石 　　在朱复戡的长诗《白头吟》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书法观，即“书刻先须通金石”。如果说“草书本由篆书出”只是强调了一个客观历史事实，解决的是“草书要写对”的问题，那么，“书刻先须通金石”则体现出朱复戡个人的基本审美取向，解决的是“草书要写好”的问题。有无金石气，无疑成为朱复戡判断一件作品艺术水准高下的一大重要标准。 　　朱复戡的这一书法观，“闻之先辈谆谆言”，应该主要是受吴昌硕的影响。他7岁时与缶老第一次见面，所书石鼓文集联得缶老夸奖，大受鼓舞。至1922年朱复戡出版印集前请吴昌硕指点，缶老请他“把仿我的，多剔去几方”，由此可见吴氏在其早年艺术生涯中的重要影响力。吴昌硕本人是一个金石学家，其书法与绘画都以金石气见长。朱复戡的习书之路受吴昌硕的影响，故书法创作也以金石气为追求目标。他说：“我把《说文》9353字，记得滚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摹写，有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吴昌老的金石良言，我实践了一生，受用了一生。” 　　从朱复勘的行草书作品来看，其金石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线条用笔有篆籀味，厚实、质朴、凝练。金文大篆用笔一般采用中锋，不以侧锋姿媚取胜，线条劲挺、拙朴、刚健，故有金石气。但朱复戡也并不一味中锋，他同时临习了大量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