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东洋史译著对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的影响.docVIP

PAGE  PAGE 7 论日本东洋史译著对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的影响 　　摘要：日本传统史书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但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积极引进西方史学。在西学影响下，日本学者编著了若干简明的支那史、东洋史教本，如《东洋史要》、《支那通史》等。这些著作在清末被译介到中国，在史学视野、编撰体例、史书内容等方面给国人以很大的冲击。 　　关键词：日本；东洋史译著；历史教科书；影响 　　日本传统史书深受中国史学的影响，从史学体系上来说日本古代史学未超出中国史学的范围。然而，到了近代，史家的目光转向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明治维新后日本大量翻译西方史学名著，聘请西方专家讲学传授，派员出国留学深造，积极引进西方史学。日本最早出现的近代史学――以福泽谕吉、田口卯吉为代表的文明史学，就是模仿英国巴克尔、法国基佐的文明史的产物。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正统史学，是在德国历史学派兰克的弟子利斯一手培植下于19世纪末形成的，它是中国清代考据学和德国实证主义的混合物。 　　[1]p2在西学影响下，日本学者编著了若干简明的支那史、东洋史教本，如那珂通世《支那通史》、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小川银次郎《东洋史要》、幸田成友《东亚历史》等。这些著作在清末译介到中国后，在史学视野、编撰体例、史书内容等方面给国人以很大的冲击。 　　一、清末“东洋史”译著打破了传统的编年体书写形式 　　从体例看，清末东洋史译著打破了传统史书以朝代为序的记述方法，采用了西方分期的篇章体编写方法。以历史纪年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辨明，因为一姓之变迁并不足据为分期的标准。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首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自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似此分期，较之往日之不知分期，但论朝代者，得失之差，诚不可量。“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作为断代的区分，不仅具有便利史学研究的形式上的意义，其实质还反映了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展开的历史叙述的内涵，这种历史叙述的结构包含欧洲进步主义历史观的某些理念，而文明的开化程度正是衡量这种“上古”、“中古”、“近古”与“近世”历史时期划分的重要标志。该书清末被大多数学堂所采用。一时间中国学术界如上层楼，耳目一新。后来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始有意用这种大眼光，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不仅具有便利。如汪荣宝《本朝史讲义》说：“日本桑原骘藏尝据中国本部之大势，参考旁近各族之盛衰，而以太古至秦一统之间为上古期，自秦一统至唐之亡，凡千余年间为中古期，自五代至本朝之兴七百年之间为近古期，自本朝之初至于今日，三百年间为近世期，其义具详所著《东洋史要》。今姑用其说，大别国史为四部。”[1]p1又如中国学者秦衡江编辑的著作《东洋分国史》一书在记载各国历史时，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灵活分期记载的方法，并且与中国的历史发展状况相对应，如“日本史分上古、中古、近世、今代、四纪，上古当中国东周惠王至唐代宗，中古当唐代宗至宋孝宗，近世当宋孝宗至清同治，今代当清光绪。首叙地理、面积、人口、人种”；并指出“日本君主一姓相承，君统不变。以神武为始。以天皇统治为序，记载各朝政事”；“朝鲜史分上世、中世、近世三纪，其上世当中国之中古”[3]p2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已经采用进化史观逐步思考东洋各国历史变迁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也许受日本东洋史将本国史与东洋史分开的方法启发，《东洋分国史》并没有包含中国史，而是将之另编。但是总的来说亦遵循“上世”、“中世”、“近世”的分期方法，诚如傅斯年所言：“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4]p53 　　二、清末“东洋史”译著的研究范围大为扩展 　　与传统史书相比，清末东洋史译著研究范围大为扩展，不仅有政治史、军事史，而且还非常重视文明史、学术史的研究，在清末译介的97种东洋专门史著作中，文明史、学术史17种，所占比例为17.5%，区域史、国别史内容上也重视文明史的撰写，如日本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同纂、桥本海关译《支那史》在内容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每卷除了叙述历朝大事外，还特别开辟开化史一章，从制度、学术、技艺、宗教、产业、风俗等方面阐述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体现了日本文明史作品的特色。 　　日本文明史学是在西方文明史家如伏尔泰、基佐、巴克尔等人的影响下兴起的，对于打破传统史学一味着眼于政治史、军事史的狭隘观念，拓展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野，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5]p81支那少年正是依据日本文明史学的观点，将《支那史》中有关帝王的事迹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