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标的建造要更多体现“大设计观”.docVIP

新地标的建造要更多体现“大设计观” 　　摘要：本文阐述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大发展的过程中，建造了大量无效的新地标，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分析了决策者应从科学发展观出发，严控新地标数量，建造符合所在城市利益的新地标，进而从整合、呼应、依托等方面，论述了新地标与原有地标资源间的关系，提出了新地标的建造要更多地体现“大设计观”。 　　关键词：地标；新地标；“大设计观” 　　地标，是指某城市（区域）公认的具有“标识性”的建筑物或自然物（半自然物）。建筑物地标包括单体、综合体，如CBD、桥梁、广场、机场、住宅、综合公园、体育场馆、政府机关、文博机构、宗教场所、类建筑大型雕塑等；自然物（半自然物）地标则包括山岳、江河湖泊等。 　　2000～2015年间，中国城镇化率从36.22%升至56.1%。在这一轮城建中，为打造城市名片，不少贫困县也出了一些冠以新地标名义的项目。可令人忧虑的是，这些所谓新地标中能体现出“大设计观”的实属凤毛麟角。“大设计观”是基于以人为本、绿色设计、和谐化设计之上的设计观。在新地标建造中，无论是地标的数量、规模，还是功能、形式，均要体现出“大设计观”。 　　1要宏观严控新地标数量 　　（1）不是所有城市均要建新地标。地标与著名商标相似，被“公认”的只能是少数。据《2015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有建制市653个（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88个，县级市361个）、地级区划45个、县级行政区划1596个。如此众多的城市中，尤其是一些各方面没什么特色的小县城，有大量新地标被“公认”，显然是不可能的。有的城市如果“老地标”出名，经营好老地标更切实可行，如应县木塔名扬天下，围绕木塔就有许多文章可做，根本不必旁顾。另外，一些城市有不错的老地标资源，却藏在深闺少人识，提高此类老地标的知名度才是当务之急，如浙南泰顺县境内保存着较完整的明清廊桥30余座（包括6座木拱廊桥），除了影视圈及少数游客知晓，这一“综合体地标”受关注程度明显不够。 　　（2）不必刻意建造新地标。中外著名的地标大多是出于某种契机而建，并不是刻意为之，成为地标通常是结果而非目的，如建造埃菲尔铁塔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建造鸟巢是为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建造新地标应宁缺毋滥，要宏观严控新地标数量。 　　2新地标建造要符合所在城市利益 　　（1）新地标建造要量力而行。即使出现了建造新地标的契机，新地标的建造亦要与所在城市的“财力”“人力”等资源相合。“财力”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5年4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虽然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人均GDP仅为7589美元，在世界188个国家与地区中只排第80名，如果扣除房地产等方面的因素，真不算富裕。故建造新地标要注意成本，并考虑其建成后的日常使用、维护、宣传等的费用。以超高层建筑作为地标的，更要慎重，建筑界已达成共识：3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已失去节约用地的经济意义。“人力”方面：大部分新地标要发挥其功能，就应考虑“人力”资源的情况，如建造带有公共建筑性质的新地标，对所在城市的人口数量会有要求。总之，新地标的建造对当地经济、就业、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等均会产生影响，一定要做到量力而行。 　　（2）新地标要与所在城市的风格和谐统一。地标一般具有“视觉显性”和“象征隐性”的双重属性。“视觉显性”属性是通过地标的高度、宽度、长度、形状、材质、颜色等可视的表象直接表现出来。新地标要与所在城市的风格和谐统一，不能“一高就灵”，也不能仅靠标新立异来引人注目，更不能一味模仿中外知名建筑。 　　（3）新地标的象征意义要与所在城市相关。“象征隐性”属性是通过地标，象征性地表达出不可视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的隐喻意义。所以新地标的象征意义要尽量与所在城市的过去、现在相关，而且这种相关性还要被民众广泛认同。例如，甘肃武威1969年出土了东汉青铜“马踏飞燕”，在1986年建成通高19米的“马踏飞燕”类建筑雕塑地标，其象征意义对于这座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来说，是非常恰当的。 　　3理顺新地标与老地标的关系 　　（1）新地标对老地标的继承。我国大部分稍有传承的城市都会有老地标或曾经有过老地标。一些地方政府对老地标资源重视不够，这是不恰当的，如有的老地标实体虽已不存在了，但名声依然显赫，新地标完全可以加以继承利用。例如，南昌“滕王阁”于1989年完成重建，这已是自唐永徽四年（653年）以来的第29次重建，尽管现今的“滕王阁”是根据梁思成先生的图纸，托古而建的新地标，但依然不妨碍其成为南昌地标的代名词。 　　（2）新地标与老地标的整合。各城市的老地标常存在样式上差异不大的问题，新、老地标若整合得当，“辨识度”可大为加强。例如，桥梁是各地最常见的地标之一，其中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