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中国家庭伦理方式的蜕变进行研究.docVIP

对现代中国家庭伦理方式的蜕变进行研究 　　现代中国社会家庭关系的突出问题，表现为婚姻关系不稳定、子女缺乏普遍性教养。性过度开放、婚姻契约化，“闪婚”、“闪离”成为影响家庭稳定的重要因素，更有随政府楼市政策变化而随意解除和缔结婚姻的合谋。骄纵任性的子女也使得家庭生活疲惫不堪。这一切表明在家庭内部最重要的横向和纵向两大关系--夫妻、父子中，伦理同一性素质和能力正在遭遇严重危机。这一危机的本质是家庭正面临“伦理方式”的重大挑战。 　　一、现代社会伦理方式的哲学转向 　　黑格尔曾断言，“在考察伦理时永远只有两种观点可能：或者从实体性出发，或者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即以单个的人为基础而逐渐提高。后一种观点是没有精神的，因为它只能做到集合并列，但是精神不是单一的东西，而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换言之，人类建构伦理的方式有且只有两种：“从实体性出发”与“原子式地进行探讨”。前者是有精神的，后者是没精神的。“精神”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它以“普遍物”为前提，以“单一物”与“普遍物”这一实然向应然转化与同一为逻辑，两者缺一不可，这是判定“精神”的重要标准。“从实体性出发”是”有精神”的伦理方式，“实体性”是类的“普遍本质”或“普遍物”在具体伦理实体中的体现，“从实体性出发”就是从普遍物出发。具体说来，普遍物作为形而上的彰显类整体公共本质、共体，它统摄单一物。 　　与普遍物的永恒性相比，作为一种偶性存在的单一物只有分享普遍物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类存在，单一物之间基于对普遍物的信仰和分享而缔结在一起，这是“理一分殊”、“月映万川”的关系。“从实体性出发”将普遍物凝结于单一物身上，并成为单一物之间有机连接的灵魂，由此实现群体伦理秩序的组织与建构。“原子式地进行探讨”的伦理方式是没有精神的，它缺乏体现公共本质的“普遍物”这一应然预设，代之以实然状态的以自然冲动和主观任性冲动为行动逻辑的“单个的人”为出发点。“单个的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子式存在，其人格特征为，“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 “单个的人”之间并不存在“普遍物”为内涵的同一性基础，而以“集合并列”的方式，即“一个人把自己的经验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他便寻求那些与他有共同经验的人，以便发现共同的意义”，建构为满足相互需要形式的普遍性。这种基于“单个人”的自然冲动和主观任性而建构形式普遍性的伦理方式，因缺乏内容的普遍物而充满任性，无法实现稳定和谐的伦理秩序。 　　二“、从实体性出发”的家庭伦理方式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国社会的伦理方式已经发生改变。几千年来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家园的传统伦理实体及其承载的伦理传统遭遇重大解构，代之以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瓦解了人们曾经共同分享的伦理秩序，其中最为深刻的危机来自中国家庭伦理方式的蜕变。 　　家庭作为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就是一种客观普遍物。夫妻、子女是家庭中最基本的两种伦理关系，符合精神要求的家庭伦理方式，是从这一自然的伦理实体的实体性出发，将作为偶性存在的个体，从自然的同一性提升至精神的同一性。实体性、普遍物是婚姻的目的。黑格尔指出，“婚姻的客观出发点则是当事人双方自愿同意组成一个人，同意为那个统一体而抛弃自己自然和单个的人格”。在这里，“一个人”和“统一体”就是家庭。双方意识到这个统一是实体性的目的，抛弃自己自然和单个的人格，恪守实体性和普遍物，超越自然本性的冲动、激情和一时特殊偏好等的偶然性，从而将婚姻提升至它作为实体性的东西应有的合法地位。 　　所以“从实体性出发”的婚姻伦理方式，坚守普遍物即家庭的伦理实体性，当事人双方作为个体的人格自然性和主观性都是必须扬弃的对象，因为“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是精神性的爱，必须消除“爱中一切倏忽即逝的，反复无常的和赤裸裸主观的因素。”缔结婚姻意味着双方当事人人性提升和升华。婚姻的缔结是男女双方对家庭这一普遍物的恪守，实现了普遍物与单一物的统一，确立了普遍物应有的统摄性地位。子女作为父母爱的实体性定在或客观化，是家庭的重要成员。父母不仅给予子女以自然生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传递普遍物，陶铸子女的精神生命，即教会他们“如何做人”。传递普遍物就要矫正子女的任性，即父母必须从家庭的实体性出发对子女基于自然本性和主观任性的个别性，以纪律加以约束，灌输普遍物。具体方式是作为构成普遍性的父母，以权威方式将普遍物陶铸到子女的意识和行为中去，子女服从父母并内化普遍物。对子女普遍性教养的培育是父母的义务也是子女的权利。为此，黑格尔指出，“子女有被抚养和受教育的权利。同样父母矫正子女任性的权利，也是受到教训和教育子女这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