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美两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提出的建议_0.docVIP

对比中美两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提出的建议 　　我国公务员伦理失范现象在当下时有发生且引发了大量的贪腐事件，如何有效地规制此种现象值得深思。通过对中美两国的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括的对比，能够较明确地得出美国在这方面确有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之处。 　　一、我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况 　　在历史长河中，我国的文官制度中有很多关于官员伦理规范的内容。如孔夫子在《论语·为政》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唐太宗《贞观政要·君道》也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此外，还有“己不正，焉能正人”等古训。但古代官员伦理与现代公务员伦理毕竟不能同日而语。 　　目前我国的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现状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公务员伦理法律法规，对公务员伦理的要求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等中。比如《宪法》、《国家公务员法》、《监察法》、《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国务院工作人员守则》、《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等。上述规定既不具体，又未形成完整的规制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的体系，现实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公务员伦理培训机制、监督机制、追责机制不够完善，无法有效规制公务员伦理失范行为。如公务员伦理失范的规制体制没有形成长效机制，常常是“运动式培训、“运动式监督与追责”，需声大、雨点小“躲过了初一，安心过十五”的状况比较多，这些都不利于公务员行政伦理规范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2013年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指出:五年来，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787件218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173人(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严肃查处执法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立案侦查行政执法人员36900人、司法工作人员12894人。会同有关部门追缴赃款赃物计553亿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6220人。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37054件50796人，其中重特大案件17745件。可见，目前我国公务员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很大，若从源头抓起则公务员伦理失范缺乏系统规制难辞其咎。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有必要加强对公务员伦理失范问题的规制，不仅仅看到公务员伦理失范现象木身，更应该看到这现象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以及导致公务员伦理失范、腐败蜕化的症结所在。 　　二、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概况 　　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能知得失或者优缺点。国外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的国家当属美国，其他国家的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也大都参照美国的经验同时结合本国国情而制定的。如日本在完善国家公务员法制建设方面吸取了大量西方国家的有价值的经验，在60多年前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国家公务员法》是在美国人的指导下颁布的，相隔不到一年又颁布了《地方公务员法》。其后来于1999年4月制定的《国家公务员伦理法》也显然受到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的影响。鉴于美国在公务员伦理法治化过程中所建立的配套性机制有值得我国研究的地方，现以其为例，对公务员伦理法制建设概括作一简要分析。公共行政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以19世纪后期威尔逊发表《行政学研究》一文为标志的，行政伦理学在此之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开始了从孕育到发展的漫漫历程。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美国公务员伦理规范的立法进程也于20世纪50年代开启了。 　　美国国会于1958年7月通过了《美国政府部门伦理准则》，该准则规定政府雇员和国会成员必须遵守这项决议中规定的伦理行为标准。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第11222号行政命令，即“联邦总统道德令”。但是这一时期公务员伦理机制构建的重要性并未引起美国各界的足够重视，因此上述准则及命令也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转折点出现在1972年，这一年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发生，成为一个强力催化剂推动了美国公务员伦理法制的加速构建。该事件暴露了美国政府公务员伦理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后，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卡特总统于1978年签署了《政府行为伦理法案》。其中规定了在人事管理办公室内设立政府伦理办公室，同时建立了委任独立检察官的机制。该法案在1979年得到两次修订，1982年、1983年和1988年相继进行了数次修订。1989年，布什总统签署了《政府伦理改革法案》:1990年，修订并颁布了《政府官员与雇员伦理行为准则》;1993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公共部门雇员伦理行为准则》。该准则由美国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且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