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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反叛背后的道德寻根进行研究 　　新闻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文学创新实践。它以小说化的方法写作新闻，打通了文学与新闻的边界，呈现着动荡不安、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新闻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社会问题及其阴暗面的暴露，总是站在反文化运动的立场上，发出与官方宣传和主流媒体相抵牾的“不和谐之声”。因此，学界对新闻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社会与文化批判的功用，而忽视了这一创作在伦理等方面的价值。这一趋势在《夜幕下的大军》(TheArmiesoftheNight，1968)的评价上显得尤为明显。 　　《夜幕下的大军》记录了梅勒参加 1976年10月举行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反越战游行的亲身经历，获得了美国1986年的全国图书奖和普利策非小说类奖，成为新闻主义的不朽精品。在美国著名学者卡津看来，《夜幕下的大军》是一部剖析“美国危机”的“私人传记和政治记录”;温克指出该作品是对美国政治做出的“浪漫主义式的个人批判”;而王晖认为梅勒“所坚守的反叛型文化理念”促成了《夜幕下的大军》的“反叛型叙事观”。学界也由此将梅勒视为反文化运动的代表作家之一，而未看到梅勒在激进的社会批判背后趋于保守的伦理立场，因而无法形成对梅勒创作思想历时变化的全面认识。 　　作为“美国的良心”，梅勒对美国社会充满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就在于改变读者的道德认知，从而“在我们时代的意识深处掀起一场革命”。《夜幕下的大军》不仅是一部反对越战、要求民主的政治作品，也是一部关注人性、反思道德的伦理作品。基于此，本文拟从伦理批评的角度审视诺曼·梅勒的代表作《夜幕下的大军》，通过分析其新闻体写作风格的伦理特征，探讨其寓于社会批判之中的深层伦理内核。 　　一、伦理危机下的反战 　　游行越南战争现已成为美国人永久的创伤记忆，然而在1967年，当时的战局僵持不下、前景未卜，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充满矛盾和分歧。以总统约翰逊为首的鹰派人士坚持多米诺骨牌效应，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丑恶、讨厌，有时甚至可耻的战争，也许是美国经历过的最不愉快的战争，然而却是必须进行的战争”，目的在于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并稳固基督教世界的民主秩序。可是，战争负担的加剧和美军伤亡的增大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战争的可怕，纷纷加入反战阵营，并最终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反越战游行。梅勒作为这次游行的参与者和报道者，以独特而敏锐的眼光发现，越战并非萧墙之外的政治灾难，而是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伦理危机的结果，具体体现在美国政府的道德堕落、主流媒体的道德无为和小城镇人的伦理蒙昧三方面。 　　反越战游行目的地是作为美国政府标志的五角大楼。在梅勒的笔下，它是“军事-工业联合体的真正高地教会”，“一只五角盲眼，体现了在本世纪的气氛中美国出现的难以捉摸的压迫”。这种压迫是梅勒在其早期作品中不断批判的极权主义社会状态，它的本质在于技术成为遍布于生活方方面面的控制力量，要求社会的同质性，“泯灭个性、多样性、异议、极端的可能性、浪漫的信念，钝挫人的洞察力、减弱人的本能反应、消除人的过去”。极权主义将人视为物性的存在，在政治上主张个体对政府的绝对服从，压制个人的自由表达权利和道德反思能力。梅勒认为，美国政府已经沦为公司-技术王国的统治机器，在追求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过程中，完全以工具理性为引导，无视道德的考虑。韦伯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对此提出警告，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极端化发展将会从手段转变成直接目的，从而导致价值理性的丧失，产生一个“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全无心肝”的社会。在五角大楼毫无特色的形象背后，隐藏着对利润和金钱无止境的追求，“没有任何地方像五角大楼那样，集聚了那么多钞票”，它策划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在为公司-技术王国的经济利益服务，因此，它成为“白人心脏中贪婪、吝啬、沉默的瓣膜，公司王国吃喝拉撒的工具”，是一个“自命不凡、对外封闭、道德上盲目”的机构。 　　越南战争是“一场媒体广泛介入的战争”，然而在美国政府的严格操控下，主流媒体成为当局的传声筒，未能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美国著名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就认为，美国媒体对政府的配合以及对“威胁论”的宣传是越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并讽刺说，“白宫只要打个响指，全国的媒体就立即上蹿下跳，狺狺狂吠”。在梅勒看来，主流媒体丧失独立地位所带来的最大灾难就是面对战争罪恶和政府失误的道德无为，尤其体现在电视媒体的洗脑作用。20世纪 60年代，电视已在美国得到普及，并以其直观性和形象性给观众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电视里的新闻也因此被认为是客观事实。梅勒指出，电视是现代技术控制人类思维的又一次胜利，加重了极权主义社会状态。“在国内，整个国家拥有进行强行宣传的鞭子--电视机。谁能说在这片处于权威们统治下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