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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56年的黎刹尔论历史之争 　　1956年4 ,5月份，也就是西班牙把统治菲律宾群岛的权力转手美国后半个多世纪，随着国会就参议院438号法案(也就是所谓的“黎刹尔法案”)展开辩论，“西班牙时代”重回菲律宾公众的意识中。①资深政治家激情辩论，是否要通过一项法律，要求菲律宾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学生都阅读两部19世纪的小说-《不许犯我》和《起义者》-的全本。在这两部小说中，黎刹尔批判了西班牙天主教教士和当时菲律宾社会存在的问题。国会的辩论在报纸专栏作家、天主教教士、公民领袖、学生和普通民众中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并逐渐演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事件。在庆祝菲律宾从美国统治下独立(1946年7月4日)十周年前夕，菲律宾社会似乎对西班牙统治后期的历史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兴趣和关注。本文将重点探讨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黎刹尔法案是由参议员、时任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的何塞·劳雷尔首倡的，教育委员会一位重要成员、参议员克拉诺·雷克托在理念形成和法案起草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雷克托在为438号法案辩解的过程中表现得如此积极，以至于遭到一位反对者的冷嘲热讽，戏谑地把438号法案称为“雷克托法案”。雷克托当然非常愤怒，严厉谴责对手给自己乱贴政治标签。本文将探讨促使两位资深立法者在他们政治生涯的后期竭力倡导这项旨在形塑菲律宾民族的未来而创造性地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的立法活动的社会环境，特别要探讨菲律宾历史上三个不同时期(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和大日本帝国统治时期)在这两位政治家及其同代其他人的言论、思维和想象中的不同表征。一西班牙的阴魂 劳雷尔和雷克托分别出生于1891年和1890年，他们自然对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菲律宾革命没有什么直观印象，但是，他们肯定对菲美战争保有童年的记忆。当菲律宾广大乡村地区遭受美国士兵蹂瞒时，他们位于他加禄地区南部的家乡变成了“保护区”(这只是集中营的变相、委婉说法而已)，这在1901年末和1902年初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恐怖记忆。他们两个家庭的亲人都深深地卷人了革命。劳雷尔的叔叔、阿卡迪奥·劳雷尔参加了1898年成功围困塔亚巴斯的西班牙要塞的战役。①在抵抗美军占领八打雁时，劳雷尔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在保卫塔瑙安镇和塔利塞镇的战斗中，或在军事上或在民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落人美军手里后也受尽折磨。②劳雷尔的父亲索泰罗在八打雁的一个“保护区”内遭受了美军的严刑拷打。③在雷克托的记忆中，萦怀于心的是母亲的哭诉。当时美国官员严刑讯问她，要求说出她那个担任提亚翁游击队指挥员的哥哥诺伯托·马约上校的行踪。 　　尽管他们也都在美国统治时期接受教育，但是劳雷尔和雷克托完全是在一个西班牙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青年时期，劳雷尔在圣胡安·德莱特兰学院接受教育，雷克托在马尼拉的雅典耀学校上学。后来，劳雷尔进人美国人创办的菲律宾大学，获得他的第一个法学学位，然后对劳雷尔、雷克托以及其他在辩论中讲或读西班牙语的人来说，不管他们是通篇使用西班牙语还是西班牙语与英语交替使用，这些用法都反映了他们游移于西班牙帝国和美帝国之间的独特存在感。这些参议员都是在家里和学校学习和使用西班牙语、英语的同一代人。许多人通过阅读黎刹尔著作，受到启发并以他为榜样。在菲律宾政治发展的这个关键时刻，这些资深参议员表达的是西班牙帝国时代的声音。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社会认可的问题。这些受过教育的资深参议员可能觉得在国会辩论中使用西班牙语很舒服，但是街头的普通民众、青年人、受美国式英语教育的下一代政治家都难以理解这种语言以及它所表达的内容。 有意思的是，在国会辩论的前半段，雷克托严格引用小说的原始西班牙语文本，但后来他越来越多地使用查尔斯·德比夏的英文译本(同时指出他的译文错误)。①因为参议院的辩论并不局限在国会大厅，大众传媒和公众都渴望阅读和讨论辩论中形成的每一份报告或摘要。 1956年的参议院辩论和20年针对约瑟夫·埃斯特拉达总统的弹劫听证会的电视直播具有某种相似性，后者吸引了所有阶层不同人群的关注和思考。1956年的参议院辩论虽然没有电视直播，但黎刹尔法案的讨论进程由于有广播、报纸和舆论专栏的报道而广为人知。当然，国会大厅也向公众开放。在讨论438号法案期间，听众席人满为患，他们不时进行大声评论，或发出噪音，尤其是对那些批评黎刹尔法案的人。 　　雷克托参议员意识到，如果他继续宣读黎刹尔的西班牙语原著，就一定会产生难以理解的问题，公众将难以准确掌握辩论的内容和实质。但是，参议院的辩论直到结束都使用双语，因为说双语是这一代政治家的真实说话方式。参议院辩论中显现出的语言代沟使政治家和教育家都深刻认识到有必要在学校教授西班牙语，同时也要把黎刹尔小说翻译成英语。前者没有成功，但五年后，玛丽亚·格雷罗把黎刹尔的小说翻译成了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