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觉《春秋》学思想对胡瑗的继承与发展探讨.docVIP

孙觉《春秋》学思想对胡瑗的继承与发展探讨 《春秋》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与前代截然不同的发展脉络。早在中唐时期，啖助、赵匡和陆淳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和汉儒治经方法完全不同的路子，他们有关《春秋》的著作很多，从这些著作当中可以看出他们抛弃了以往汉学家研治《春秋》的思想和方法，另辟蹊径，开创了一条尊经贬传、尊王、疑经疑传、汇通三传、遍采群经和直训大意的新途径。北宋初期，唐末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纷乱，致使儒学凋零，儒生政治地位下降的现象仍让士大夫心有余悸，他们对国家四分五裂，百姓流离失所所造成的灾祸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触。加之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的威胁，虽然北宋通过割地、纳币等一系列屈辱政策求得了暂时的相安无事，但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使北宋君臣如鲠在喉，建立相较于汉、唐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就显得更为迫切。《春秋》在满足宋儒的复杂的心理方面再合适不过了。他们对中唐啖助、赵匡、陆淳解释《春秋》的方法加以继承和发挥，形成了宋代《春秋》学独有的特点。 胡瑗，北宋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学者称之为“安定先生”，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后胡瑗经范仲淹保举，以推官的身份在湖州授学。庆历年间，国家兴太学，胡瑗的教育方法得到宋仁宗的认可，得以在太学推广。皇佑中，胡瑗又被提升为国子监直讲，为整个大宋王朝培养人才。从胡瑗游学者甚众，据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载，其门人有程颐、范纯祐、范纯仁、吕希哲、吕希纯、孙觉、钱公辅等。胡瑗研治儒家经典，尤擅《易学》。《四库全书》中有由其弟子倪天隐记录下来的胡瑗《周易口义》，可见其学问对整个北宋儒学影响甚大，为宋学先驱。据《宋史·艺文志》等目录书籍记载，胡瑗的《春秋》学有相当造诣，著有《春秋口义》《春秋要义》《春秋辨要》，今已亡佚。《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存胡瑗“春秋说”7 条，可大致窥其《春秋》学思想。胡瑗门人孙觉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春秋》学者，著有《春秋经解》，其在《自序》中说： 《左氏》多说事迹，《公羊》亦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说，校其当否，而《榖梁》最为精深，且以《榖梁》为本。其说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啖、赵、陆氏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闻，则以安定先生之解说之。 可见孙觉的《春秋》学思想深受胡瑗的影响。孙觉主要从尊王和伦理道德两个大的方面继承并发展了胡瑗的《春秋》学。 一、尊王 《春秋》桓公元年“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条，《左传》详细地叙述了周王伐郑的过程，《公羊》则以“从王正也”肯定了整个事件的正义性，《穀梁》从“讳自伐郑”的角度解释了书三国“从王伐郑”原因，胡瑗则曰： 不书“王师败绩于郑”，王者无敌于天下。书“战”则王者可敌，书“败”则诸侯得御，故言“伐”而不言败。 《左传》记史事多数可信，按《左传》的记载，周王在这次公开的与诸侯交战中是打了败仗的，但是为何孔子在这里不书“王师败绩于郑”呢？胡瑗认为天王无敌于天下，书“败”则诸侯得御。其实此时的周王和普通的诸侯国无异，但是为何孔子在这里不书“战”呢？胡瑗还是从天王无敌的角度考虑，书“战”则王者可敌。胡瑗从书“战”、书“败”正反两个角度加以解释，最后归结到“尊王”这条大义上来。孙觉对此条的阐述就显得与其师胡瑗有些不同，他说： 盖天子者，至尊至贵，至高至大者也。四方有一弗率，则天子退讬不明，盖修德教，而方伯连帅，问罪专征。其义以谓天子至尊至贵，则不可敌；至高至大，则不可拟。有罪，则驱除之而已；为恶者，则灭绝之而已。焉得天子之尊，而下伐于诸侯乎？春秋之时，天王衰，令不能行于天下，诸侯人人自专征伐，有罪者不罚，而无罪者见侵，干戈妄动，盖无虚月也，虽天王之尊，亦亲伐于诸侯。圣人欲见上下之交失道也，则书之曰：“王伐郑”。夫以天王之尊，而诸侯不服，至帅诸侯以伐之，而蔡、卫、陈三国之君又不自行，而但遣微者，则天王之衰、诸侯之强，义可知矣。圣人恶天下之无王也，则变其文而书之，曰“从王”，以谓王者之尊，天下之民、天下之土皆所自有，一令之出，则天下莫敢不从焉，然诸侯有罪，天王不能号令方伯讨之，而至于亲行，三国从王，不自行而使微者，盖有罪矣。 孙觉把 “尊王”思想更加强化了。“天子至尊至贵，则不可敌；至高至大，则不可拟”，也就是说天子无敌于天下。作为至尊至贵、至高至大的天子，是不应该自己亲自讨伐诸侯的，一诸侯有罪，他诸侯应该不待天子号令出而自觉替天子讨伐，为何孔子书“王伐郑”呢？孙觉认为“圣人欲见上下之交失道也”。孙觉从“罪臣”的角度强化“尊王”大义，认为一诸侯有罪，他诸侯应该主动讨伐之，但实际上只有蔡、卫、陈三个小诸侯国“从王伐郑”，且三国君主不自行，“而使微者”，三国是有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