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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与“海洋中华” 　　海洋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殊而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海、陆二元并立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在“华夏中国(中心)一四方万国(边缘)”的国家社会结构中，历代中央王朝政治的核心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大陆性文化，大陆性文化是显性、强势、正面的文化，海洋文化蛰居边缘、民间的地位，是四方万国中的“岛夷”、“诸番”社会，是隐性的、弱势的、甚至相当长时期是“负面”的东西，被长期排斥、抑制发展。 　　中国文明史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在以汉文史籍为依托、王朝史学为主体的传统史学框架中，从中原看四方、从陆地看海洋、从华夏看岛夷，传统史学的“海洋”论述主要是大陆性农耕文化的视野、太多非海洋世界的真实内涵，海洋文化的社会历史与价值不能得到真实的再现。这种不正常、不正确的认知与记述，还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的史学论述、当代学者的海洋文化史观!因此，重建中华海洋文化的发展史，客观评估、阐述海洋文化在多元一体中的应有地位，弘扬中华海洋文化精神与价值，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因此，中华海洋文化的历史重建，主要不应沿着以汉文史籍为主的传统史学老路，海洋文化遗产的考古学与民族学是海洋史研究取得突破的主要路径。华南是中华海洋文化奠基、传承与发展的中心，《南方文物》新设“海洋中华”栏目，立足华南，面向中国、东亚，力争通过科际整合、建立跨界视野，为海洋史研究开辟一个对话、创新的平台，是华南学者应有的责任与担当，真是一件好事!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中海洋因素 　　的隐性特征 中外学者对“民族”的认知是多种多样的，民族学上最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民(国)族”与“族群”两类。狭义的“民族((N ationality)”实际上是指“国族”，是近代民族国家((N atior}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指以国家认同为特征的全体国民，“中华民族”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国族。广义的“民族”，除了国族外，还指更低一层次的区域性人们共同体，即中外民族学界的广泛研究对象-“族群”(E thn i}动，特指在地域、语言、经济与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共性的人群。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民族文化实践中，民族(国族)是对民族国家范围内多元族群文化融合、认同的结果。因此，民族(国族)与族群之间可以视为特定时空人们共同体的不同层次。 　　“中华民族”就是以现今我国疆域范围内具有民族认同的亿万人民的国族统一体，通常还包括由此延伸到海外具有文化认同的海外华人。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民族、考古学界长期用力，但主要是站在以中原华夏中心立场探讨“中华文化”、“中国文明”统一性与多样性源远流长的形成过程。其中，严文明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的“重瓣花朵”理论最具代表性，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史前文化面向中原为中心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分层次的差序结构，即以中原为凝聚核心的同心圆式的差别而有序的关系格局，探索中国古代文明体系中}恒久延续的、超稳定的“中国一四方”、“中心一边缘”结构形成的基础。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系统地论述了以中原汉人为核心凝聚起来的多元文化统一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对学术界长期讨论的中华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的学术总结。“多元一体”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阐明了中华民族构成中以中原文化为中心、以大陆性农耕文化为主要基础的多元文化融合、发展过程，并揭示了多元族群文化的层次关系。“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而且在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 　　“多元一体”的中原中心、农耕文化基础的理论特征，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历代王朝传统史学的文化史观，在确立中原、华夏中心的基础上，不免站在大陆中心的视野去审视与梳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多元文化内涵。从“重瓣花朵”到“多元一体”，都将我国与周邻地区间存在的天然“屏障”所形成的自然地理相对独立的“单元”，作为中华民族“统一体”形成的基础。费老的“多元一体”以“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开篇，他强调“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川(古为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称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在这样的大陆性文化中心视野下，历史和现实中的海洋文化被忽视了、边缘化了，甚至因这一话语体系中海洋文化的“隐性”地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