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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探究法律规制的基础、实践与方向 　　引言 　　1865 年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在其论文《植物杂交试验》中提出遗传单位是遗传因子(现代遗传学称为基因)的论点，由此拉开了人类研究基因的序幕。然而，生物意义上的基因何以具有了法学上的意义?在人类发现基因之前，生物性的基因就一直客观存在着，并通过传递延续至今。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不仅发现基因是DNA 分子中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段核酸序列，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功能单位。而且人类也发现基因携带了全部蛋白质的遗传信息，能够控制生物个体的性状表现和行为特征，从此，潘多拉宝盒被开启，沉寂的基因开始走入大众的视线，并引发人们之间无休止的纠葛。所以，生物意义上的基因转型具有法学意义的重要媒介就是人类研究的介入。伴随基因研究的深入，潘多拉宝盒放出的是灾难还是希望存在于人类的一念之间，而其中关键性因素就在于法律的规制与否及如何规制。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基因研究法律规制的基础来阐明基因研究Agrave; 需要规制的理由及规制的方面，考察法律对基因研究规制的实践，提出法律规制应该把握的方向。 　　1 基因研究法律规制的基础 　　1.1 基因研究主体的不明确性 　　虽然当前基因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但是却没有相关的法律对基因研究的主体进行规制。众所周知，个人的诸多私密信息存在于基因之中，可是这些私密信息的获取离不开高技术手段的介入，诚如一些学者所言：尽管特定的人类基因对于其“寄主”而言似乎毫无价值，但在技术专家和商业机构看来它却可能是价值连城的“富矿”，所以，对基因研究主体的规制是克服市场逐利性、避免引发道德危机的利器。然而，要明确基因研究主体就必须先行明确与之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基因权利主体。 　　1.1.1 基因权利主体的明确 　　关于基因权利的主体，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随着人类基因图谱正式完成并向外界公布，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在《关于人类基因组数据库的声明》中就提出人类遗产资源是全球公共财产的论点。此外还有“国家本权说” 以及“人体组织提供者本权说”等各种学说。在政治国家的语境下，将基因权利主体界定为人类整体的宣示价值大于实际的效用，而单纯的“国家本权说”将会导致产权的虚置。所以，设置“国家-个人”双重权利归属乃是现实的考量。个人自治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支撑，个人对自己的基因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在个人基因权利之后设立国家权利只是在个人怠于(无论主观或者客观)行使权利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时，国家代位行使权利以维护国家的利益。因此，在“国家-个人”的权利格局下，国家的权利服从并服务于个人权利，个人权利具有优先性，只有在个人权利怠于行使时，国家权利才有了优先的效力。有学者提出，基因研究可能涉及群体的利益，因此权利主体应该包括该族群，然而，群体是由特定的个体所组成，当涉及群体利益时，每个个体权利的诉求亦能满足群体利益维护的需要。 　　1.1.2 基因研究主体的明确 　　在“国家-个人”双重基因权利主体构造下的基因研究既要重视个人权利的保障，又要实现国家利益的维护。基因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人类自身，增进社会的福祉，属于公共权力的范畴，本应由政府担当起研究的重任。然而在公权私有化的社会背景下，许多研究机构和产业公司也进入这一领域[6]。在缺乏规范的情况下，私人资本控制下的人体研究将在赤裸裸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作出一系列有损个人权利的事件。所以对于人体基因研究这样重大的基础科研工程，必须在国家的调控下进行，以使其健康地发展[7] 。基于此，对基因研究的主体应设定严格的准入规则，只有符合资质的公司、研究机构才能从事基因的研究，并且这些基因研究主体应定期地汇报基因研究的方向和研究的用途。 　　1.2 基因研究对象利益保护的失范性 　　基因研究离不开基因样本的采集，所以，在基因研究者和受试者之间必然发生一定的关联。全球化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愈显频繁，在各种资源的流动之中，一些隐性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许多外国公司与机构将国外政府明确禁止的医学实验转到我国境内，并利用我国法律方面的漏洞及监管上的疏忽大量地从事人体实验，它们在我国搜集实验样品以及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抽取血样开展研究，使我国公民的基因知情权屡遭侵犯。同时，这种违背公民意愿的研究也对公民的隐私权构成严重的侵犯。基因获取方式、利用方式、管理方式的失范最终导致基因研究过程缺乏监管，进而导致基因研究对象无法获得充分的利益保护。因此，基因研究法律规制的基础还在于对基因研究过程的关注，构建起基因研究受试者利益保护的安全网络。 　　1.3 基因研究成果的不确定性 　　1.3.1 基因研究成果归属的不确定性 　　从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伊始，基因研究就充斥着浓烈的商业气息，一些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