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长河中丈量和消弭科技与伦理的鸿沟的研究.docVIP

在历史长河中丈量和消弭科技与伦理的鸿沟的研究 　　美国生物学家霍普金斯曾说过:“任何一门科学都好像是一条河流。它有着朦胧的、默默无闻的开端;有时候在平静地流淌，有时候湍流急奔;它既有涸竭的时候，也有涨水的时候。借助于许多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是当其他思想的溪流给它带来补给时，它就获得了前进的势头，它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和归纳不断加深和加宽。同样，人类对于科技的伦理思考也随着文明的演化、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擅变而不断变化，探析科技伦理思想变迁的历史脉络，不仅可以汲取前人丰富的思想资源，也帮助人们在理解和把握科技伦理发展路径的同时找到解决问题的“源头活水”。 　　一、萌芽时期的遥望 　　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期，人类以渔猎和采集树种为生，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局限使人们力不从心，渐渐地开始崇尚神的力量，信奉东方的黄帝或西方的普罗米修斯，这些神话传说孕育了科技伦理思想产生的萌芽。 　　古希腊是西方历史的开源，也是古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萌芽的精神源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奠基者和开创者。毕达哥拉斯最早提出了人生与伦理问题，他认为数是道德的来源和本质，学习数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把握善的理念，他还常常谈起有关道德和伦理的问题，讲求公正和自律，这些都成为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开端。赫拉克利特在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基础上，指出了科学实践的伦理价值，认为科学实践是为了“按照自然办事，听自然的话”，认识与服从“逻各斯”，并尽力接近这个至高真理，过道德的生活。苏格拉底进一步确立了古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提出“美德即知识”，认为美德不是孤立存在的观念和准则，是以知识为基础并贯穿始终，人的道德本性和理智本性是同一的，无知的人不会有真正的美德;他还指出善的本质是智慧，把德性和知识相统一，使求善与求真相一致，对整个西方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他的学生柏拉图把善作为最高理念和美德的整体，其中，正义也属于善的理念，是一种美德;他认为正义首先是城邦的正义，然后是个人的正义，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在城邦中的人各司其职，使人人维护公平与和谐，个人的正义主要体现在个人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很好的协调，使人不至于迷失，从而实现全社会的正义，使城邦的善与个人的善相结合，最终实现合乎正义的、至善的城邦-理想国;他还将哲学思想应用于自然科学，建立了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并分析了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把科学知识看作实现善的理念的必经之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对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并不等同于美德，人的美德和善更需要意志情感对人行为的催化，因此美德也与应用知识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道德境界。德漠克利特则认为“智”是道德人格的修养目标，科技实践的人应当是“贤智的人”，也就是兼具道德和智慧的人，他说:“整个大地对贤智的人都是敞开着的，因为一个高尚的灵魂的祖国，就是这个宇宙。此外，他还从“贤智论”出发，将求善与求真相统一，把说真话作为人的义务，倡导求实刻苦的科学探索精神等，这些科技伦理思想对后人批判宗教谬论、认识自然知识和完善个人品德修养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不难发现，古代西方科技伦理思想主要涵盖四个方面:首先肯定了科学知识的价值，然后初步探讨了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基本的科技伦理准则，最后落实在注重科学研究者的道德修养上。此时知识之“真”开始转化为利益之“善”，并由此与道德产生关系，科技道德精神开始在对科学技术价值的肯定和重视中得以彰显。 　　古代的中国，科学思想还处在萌芽阶段，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技伦理，仅是一些朴素的技术思想和知识成果。由于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社会环境制约，人们的技术创造自发地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石器的制造和火的利用，是人类技术发展的开端，青铜器和铁器的发明，进一步推动古代技术的发展，以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为代表的四大发明的出现，则标志着古代中国在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先秦时期关注的是运用伦理道德约束技术行为及促进道德与技术的和谐发展。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都分别对“以道驭术”的科技伦理观进行思考和探《论语·述而》中写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指出社会道德是技术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所以“儒家的以道驭术十分强调技术活动要以仁为本，……并以社会效果作为评价技术活动的前提，旨在使技术工作者养成仁、义等道德观念”。道家对“道德”的理解比儒家更为广泛深入，老子提出“道”是万物的本原，《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也体现“由技至道”境界的形成，道家的“以道驭术”还是遵循自然规律、“道法自然”的“以道驭术”，庄子说过: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由此可见，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