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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聚合的可接受性问题分析 　　一、导言 　　当一群人在讨论一件事情，并需要做出决定的时候，人们常常会考虑这样的问题: 群体做出的决定是否被这个群体成员所接受，或者说群体愿意接受一项决定的条件是什么。比如进行立法，由一个委员会讨论并决定是否通过一项法律条款，需要考虑一项法律条款能否被委员会所接受并通过，甚至要考虑它能否被社会公众所接受。 　　可接受性主要是衡量某一个对象在何种程度上被主体肯定或认同的概念，在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讨论。无论在何种科学领域研究可接受性，有一点是被普遍认可的，即客观事实是必须被接受的。这样就存在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 当事实发生之前，理性的人如何去接受它。许多情况下，人们需要讨论尚未发生的事情是否可接受。由于基于命题构建的逻辑公理系统能够为没有成为事实之前的命题做出辩护，因此，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们从20 世纪50 年代开始将命题作为可接受性的对象展开研究，主要讨论理性的人究竟什么时候应当接受一个命题。卡普兰( Mark Kaplan) 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他最早提出了个体对命题接受的理性公理系统①。从21 世纪初开始，在利斯特( ChristianList) 、迪特里希( Franz Dietrich) 等学者努力下，以讨论判断聚合困境( Discursive Dilemma) 为核心的群体判断聚合理论得到快速发展①，由此也产生出理性可接受理论的新问题: 群体关于命题的理性接受该如何刻画。很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代表性的包括都文( Icor Douven) 和罗曼金( Jan-Willem Romeijn) 提出了个体等级的可接受性与群体等级的可接受性存在相似性②; 钱德勒( Jake Chandler)详细讨论了利用概率刻画个体可接受性的方法以及相关性质，并在此基础上首次给出了群体可接受性公理系统③。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将群体可接受与个体可接受进行了类比，构建了一种与个体可接受理论相似的群体可接受理论，而这样将群体作为个体抽象物进行重建的做法，又是被森( AmartyaSen) 等人在讨论群体理性时所极力避免的④。 　　本文将在森提出的应当关注“可行能力( Capabilities) ”的理性选择理论⑤范畴下提出一种群体理性可接受性的概念。它既避免了将群体作为个体抽象物进行重建的弊端，又对经典的群体判断聚合困境提供了比较合理的解决途径。但同时发现，这样的群体理性条件也会导致一些违反人们群体决策常识的问题出现，比如，它为少数决定制的群体决策规则做出了合理性辩护。 　　本文的第2 部分将提出个体妥协性与判断聚合困境的关系; 第3 部分将在“可行能力”理论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群体理性可接受性条件，将证明在此基础上，确实能为判断聚合困境提出新的解决途径;第4 部分将证明这种群体可接受性条件会给群体理性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它为少数决定制的群体决策规则做出了辩护; 第5 部分是结论。 　　二、个体判断的妥协性与判断聚合困境 　　首先从判断聚合困境经典的例子开始。假设有一个3 人组成的立法委员会，它做出是否通过一项法令的决定主要基于其成员对一组命题的理性判断，每个成员需要对以下三个命题进行判断: 　　p: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 　　p rarr; d: “如果土地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应当立法严禁土葬。” 　　d: “应当立法严禁土葬。” 　　通常在立法委员会里对三个命题的判断有三种比较典型的意见。一个是坚定的支持者，他的立场是要求立法禁止土葬，给出的理由是他认为上述三个命题都是成立的。还有一个是强硬的反对者，他反对“禁止土葬”，也认为土地是有限的( 即赞同p ) ，但出于风俗习惯的考虑，他不认为土地资源有限就应该禁止土葬( 即反对p rarr; d ) ，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该通过立法禁止土葬( 即反对d ) 。另有一个是态度比较温和的，他虽然也认为不应该禁止土葬，但给出的理由是土地资源并非有限( 即不接受p ) ，他同意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应该禁止土葬( 即接受prarr;d ) 。三类意见的表达见表1。可以看到支持者、反对者和态度温和者三个人的判断都是一致的，但用多数制规则聚合的时候结论却出现了不一致，也就是基于前提的多数聚合规则得到的结果与直接在结论上运用多数聚合规则得出的结果不一致，这就是判断聚合困境。 　　如果允许个体判断对命题的取值进行合理的变动，我们能够对判断聚合困境产生的原因给出一些新的解释。对于态度温和者来说，假设他对结论d 的判断是通过前提导出的，那么我们将他对结论d 的判断改为“真”是存在合理性的，因为做出这样的修改后他的判断集仍然保持一致( 见表2 态度温和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