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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一、从编纂思想层面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 　　历史编纂的成就是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中极其多姿多彩的部分，历代优秀史家所创造的不同体裁和形式的著述，代表了他们考察历史和社会的不同视角，并各具其时代的特点。从《尚扮,《史记》开始，各个时代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即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不可分，以往对此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主要原因是存在着两种偏颇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传统史学只留给我们一堆史料，认为古代史书编纂形式都是封建性”的东西。这显然是抹杀中国古代史学遗产宝贵思想价值的错误态度，脱离历史发展条件及环境而苛求于古人，是一种完全抛弃了辩证分析的观点。生活于古代社会的史学家，其思想观点自然要烙上时代的印记，既含有精华，又存有糟粕。今天的新文化是历代学人不断继承前人的思想精华而逐步创造出来的，今天的新史学也是历代史家不断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而逐步创造、演变而来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唯一正确的态度。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这更加需要我们自觉地贯彻辩证分析的原则，细心地做区分和剥离的工作，继承和吸收对今天有用的东西，让古人的智慧在当代发扬光大。 　　第二种偏颇看法是轻视史学史学科的思想价值，认为历史编纂只限于讲体裁、体例，只属于技术层面问题，卑之无甚高论。实际上，每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的创立，历史编纂的每一项改进，都是由历史思想取得新创获而实现的。在史学名著中，史家的每一项成功的处理，都是因他对客观历史进程有了新发现，而后才在史书结构或叙述范式上采取了新的表述方法，这是编纂思想更加进步、合理严密而带来的成果，是历史学家在哲理上获得新灵感的体现。在历史编纂领域内，探讨历史学家编纂思想的成就是关键的环节，研究其在体裁运用、体例处理上的具体做法，也必须结合其思想上和观点上的创获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及合理的解释。 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我们应当把从编纂思想这一视角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作为推进历史编纂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倘书》的创始意义 　　《尚书》一向被称为上古政治文献的汇集，而从编纂思想考察，在这部古代史学源头之作中，实际上己经蕴涵了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诸多特质，并预示着未来的演进方向。 《尚锄,《春秋》是儒家“六艺”中的两部，自实行独尊儒术以后，一直被奉为儒家经典，但实际上，它们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源失《史通》卷首《家》篇，将“《尚书》家”和“椿秋》家”列为六种类型史书之首，讲出了中国古代史学之源，这正是刘知蔑的卓识。相传《尚书》系经过孔子的删定，司马迁谓: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伟传》，上记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刘知蔑则云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为《尚书》百篇。《六家》)所谓“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是说《尚书》的各篇来源于史官所记或者追记。这些典、漠、训、浩、誓、命之文，其文字虽然古朴质简，有许多甚至估屈瞥牙，但从其记载的规模、历史意识以至记述方法各方面所反映的则是古代史官的历史编纂思想，而且恰恰因为是以“原典”的形式体现出中国史学的若干根本性特质，因而影响极为深远。概括而言，约有数端。 　　(一)具有极强烈的历史意识，重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几千年相承的发展。 　　《尚书》是以汇集古代政治文献形式出现的中国最早的历史著作，其内容和编排方法己经突出体现了尽可能地保存自上古以来华夏历史发展的强烈意识，因而成为无比宝贵的中华民族历史的源失《礼记·经》中国史学演变到南宋，官修的纪传体史书陷于过分拘守成例的境地，缺乏创造活力，这时出现了新的纪事本末体裁。章学诚极为重视这一新体裁，经他总结，认为纪事本末体的创造力和真精神，在《尚书》中己具备了，故给《尚书》的创意以很高的评仇《文史通义·书教下》精辟指出: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又言:诀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章氏针对纪传体陈陈相因、体例刻板停滞的弊病，主张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加以改革，这是他立论的主要依据。其主张直接为梁启超、章炳麟所继承，并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发展的趋向。而究其源头，则应追溯到《尚书》中纪事本末之创意对他的启发。 　　三、《史记》楷模作用一:构建宏伟的著史体系 　　与先秦时期仍处于比较朴略、粗糙阶段的史著相比较，西汉司马迁撰成的使记》所达到的完美、成熟程度，简直是史学史上的奇迹。然而，奇迹的出现却有极其现实而深刻的内在条件，即在汉武帝时代，中国历史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民族间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