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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李大钊史学思想形成的职业条件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内容精深，体系完整，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独树一帜。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之中，此间，李大钊正在北京大学史学教授的岗位任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大学教授的岗位为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和合宜的职业条件。但在过去，人们研究李大钊，乃至于其他史学大师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成果的时候，往往过分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条件与自身素质与才干的个人条件，而对于他本人的职业条件有所忽视，鲜有专门论述，这是不全面的。其实，职业简单地说就是一份工作，一个岗位，而由此衍生的对于工作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诸如职责、要求、环境、氛围，乃至薪酬等的综合也就成为了职业条件。职业条件是背景条件与个人条件的居间环节，起着中介的作用，是社会需要与个人才能发挥的契合点，理应引起重视。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化的历史学，严格地讲与古代的历史学是有差异的。一方面，随着近代学科的细化，许多学科从历史学科分离，历史学研究的范围远不像古代那样是一个大的学科群或学问集合体，而是细化为一个个专业学科，呈现出一种个体性职业化的研究倾向。另一方面，中国古代，主体的史学研究是一项受官方控制的文化事业。因此，从事这一工作的史官是列人朝廷的官吏系统的。他的史学研究或撰述是随着朝廷的需要而经常变动。昨天的封疆大吏，今天可能就是史馆的馆员;今天的史馆的史官，明天可能就是朝廷的阁僚。因而他的棒禄是以朝廷的官吏的身份而享受的，不是以史学职业而获得的。例如:清代“史馆的各级官员均以各衙门的原衔兼任，薪棒也由官署支付，史馆只发给少量的补助性桌饭性银两……修史人员在原则上可以随时调。 　　李大钊是1917年底应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哲学教授马叙伦提出“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的修正案。同月23日北京大学文犊课发出“李大钊先生为本校教授聘书”②。李大钊开始了近7年的北京大学史学教授的生涯，并连续4年成为由北京大学16名资深教授、专家学者组成的评议会的评议员，成为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只是，长期以来革命家的李大钊遮掩了史学家的李大钊。这不得不说是由于我们对于李大钊的研究存在有不全面之处所致。李大钊生命的最后十年就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所以说，北京大学教授的岗位为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一个良好的职业平台。或者说李大钊北京大学的教授职业，为他史学成就的取得，史学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当然，这也是李大钊教授职业的要求与职责所在。还需要提及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的职业为李大钊著书立说、学术研究提供了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固定的生活来源。否则是怎样的结果，不得而知。所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校庆25周年时曾深情地讲道:“我个人心中没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③李大钊这一感慨其内涵是丰富的。 　　毫无疑问，北京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史学教授职业为李大钊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契机与舞台。应该说，契机是合宜的，舞台是广阔的，这对于李大钊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李大钊史学思想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在北京大学史学教授任内，李大钊接受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运用之进行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所涉领域包括:关于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的初步探索，如《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0920年)与《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M920年);关于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如《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1918年);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研究，如《土地与农民》X1926年)与《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M926年);关于工人运动的研究，如《工人国际运动略史》与《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M924年);关于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如《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1924年);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研究，如《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0925年)与《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人东方大事年表》M925年)以及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如撰写了对革命领袖列宁和孙中山评介的论文，《列宁不死》(1924年)与《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年)，等等④。在探讨与实践中，李大钊一方面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了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具体的历史研究加深了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逐渐丰富和形成了他的史学思想体系。 　　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北京大学史学教授职业的职责要求，以及其本人的尽心尽责的履职是密不可分的。教授就是传授知识、方法及其思想给学生的职业。对于大学教授来讲，一方面是教人者需深究学理，先自明，后教人;另一方面不能只进行简单的知识传授，需要的是有创造性的、开风气的传授。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对此就有明确的要求，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它“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