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态伦理的理性自觉分析.docVIP

农村生态伦理的理性自觉分析 　　在当前中国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中，我们应当从传统儒家智慧中汲取营养，认识到人最本质性的存在还是生态性存在。无论是执政者，还是作为农村主体的农民，都应该具备最基本的农村生态伦理的理性自觉意识，并积极地维护农村生态平衡，使之从破坏状态下得以回归。 　　一、传统伦理道德的产生源于对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了解与重视 　　传统儒家以为，保护自然资源与生态平衡，本身就是伦理道德的内在要求，伦理道德的产生，与对自然生态的了解与重视有着割舍不弃的关系。“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1]( 礼器) 。礼的产生，其实就是人仿效天地、四时、阴阳运行法则而建立起来的。只有明于天地、四时、阴阳的变化，才能真正懂得礼乐的本质。到宋代程颐与朱熹理学时代，他们在解释《周易》“乾: 元、亨、利、贞”时谓之仁、义、礼、智四德，将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与人生道德原则联系起来。自然之“元”是生物之始，于时为春天，也是万物生理始于此，对人而言，则是仁民爱物之始。“亨”是自然万物生长茂盛的状态，于时为夏天，对人而言，则是礼乐兴起的象征。“利”是万物已经开花结果，有所收成之时，于时为秋天，对人而言，则是道义之所在。“贞”是万物成熟的，于时为冬天，对人而言，则是冷静进行是非善恶判断的智慧。这样解释虽然有牵强比附之嫌，但把整个世界看成是有机的统一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并不是隔绝的，而是息息相关、处处相通的。天生万物又成万物，这是自然界的大德，即天德，从自然本体存在的意义上，儒家肯定了自然本身就是善，而人类社会也以仁爱为德而生活，仁德本于天德，所以，在中国古代，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是统一的。 　　正是儒家认为万物与人是一体同构，所以，在对待万物的态度上，会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坚守伦理道德的要求，以人伦效法自然，自然又被人伦化。儒家的宅心仁厚，不忍之心由己出发，推及世间万事万物，把仁爱万事万物当作伦理道德内在要求，从而使其学说有强烈的生态伦理学的意蕴。现代西方文明从休谟到康德，再到胡塞尔与维特根斯坦，都有把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进一步分离的倾向，形成科学涉及事实、道德涉及价值，科学事实与道德价值无涉的科学价值中立的理论，最终的根源还是在于把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过分强调为两个独立隔绝的世界。我们在儒家的思想里，看不到现代西方文明那种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傲慢与征服的态度，儒家自始至终都以充满人文情怀的语言与态度，诠释了他们对自然生态的尊重与爱护之情，彰显了中华民族生态伦理学的独特魅力。儒家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互相联系，休戚与共，如《周易·乾》所言: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从其源来看，人之生即谓之性，性是万物之一源，天地万物与人的差异性，是表面在形与质上，最初都是同出于一体，在根源性上是同一的。王阳明对儒家“万物一体”之说理解透彻，认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2]( 大学问) 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山川土石，禽兽草木之所以同体，关键在于一气之流通而已。一气相通的万物，彼此通过不同的差异互补，实现整体世界的和谐共存。所以在儒家看来，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而非物。事物之所以成其为事物，就在于彼此矛盾对立中建立关系，显现各自独特的作用。所以，人不应从万物一体的大自然中分出你我，应懂得善待生命，关爱自然，做到与万物合而为一。天地万物与人之间理想的关系是相参，即相互配合，这是因为天地万物与人各自有所能，有所不能， “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物人，不能治人也”。所以，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 人之能， 天亦有所不能也”[3]( 礼论) 。人作为天下万物之灵，有着高贵于万物的灵魂，肩负着代天而理物、赞天地之化育的职责。 　　儒家主张以人合天而不是以天合人，因为人生于天，本于天而成命，但天是客观的，没有能动性，自人有能动性，则可以尽其性而知天。如果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人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与天真正的合一，要在实践中去认识自然万物与社会人事。自然万物与社会人事虽然纷繁复杂，又是运动变化不止的存在状态，但只要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一草一木都有理，一人一事都有情，时时省察，就会无毫发之间断。在认识基础之上，儒家主张人应该效仿天地，遵循自然规律，事无大小，物无难易，反天之道，则无成，甚至还会受到自然的报复与惩罚，出现山崩地裂、风雨不时等灾害。为此，人首先要做到的时顺时而动，得天时地利与人和: “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3]( 王霸) 其次，要懂得顺势而为，上下与天地同流，而不逆流而上。知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