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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人群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农民工作为一个被现时代颇为关注的特殊群体，其规模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而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近年来，这种流动呈现出一个突出特点是流动的家庭化。本研究中的农民工子女指具备农村户籍，在家乡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年龄介于6~18周岁的适龄上学儿童少年。一般而言，个体的生活环境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其心理发展过程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农民工子女从曾经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面临着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巨大转变，学习和生活存在各种挑战。适应城市社会成为这一群体的首要目标，而主观幸福感则是农民工子女是否适应城市生活的一项有效重要指标。因此，了解现时代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据此剖析影响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因素，将对这一群体顺利适应城市生活提供重大参考。 　　一、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本研究抽取了重庆土桥中学、重庆大江中学、重庆鱼洞中学、重庆道角中学的400名农民工子女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73份，回收率93. 25 %。其中，男生166人，占44. 5 %，女生207人，占55. 5 %;独生子女252人，占67. 56%，非独生子女121人，占32. 44 %;学习成绩优秀的31人，占8.31%，学习成绩良好的95人，占25. 47 %，学习成绩中等的192人，占51. 47%，学习成绩差的55人，占14. 75 %。 　　测量工具。本研究采用的调查工具节选自段建华于1996年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WB)。该量表用来测查被试对幸福的主观感受，包括6个分量表: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忧郁或愉快心境，以及松弛与紧张，共涉及18个题目。 　　施测程序。首先，在重庆土桥中学、重庆大江中学、重庆鱼洞中学和重庆道角中学对随机选取的农民工子女进行团体施测，问卷当场回收。施测前由主试宣读指导语及注意事项。其次，从回收问卷中初步筛选出完整的和真实的问卷并剔除废卷。针对有明显反应倾向、多选、漏答的题项，标记缺失值。最后，运用SPSS17. 0软件对收集的有效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我们对收集的373份有效问卷进行了严密的统计处理，主要希望揭示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形成的因素。我们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了描述。结果发现，373名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得分范围介入19 - 99分，平均分为70. 542，标准差为11. 377。根据总体幸福感量表评分标准来看，45~72分表明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由此可见，本研究所调查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仍有一部分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总体得分偏高或偏低。对于上述结果，我们认为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从农民工子女自身条件来看，普遍年龄为6~18岁，处于童年和青春期阶段，心理矛盾较为突出，各种对现实的认知冲突频发，因此农民工子女自身就存在众多阻碍幸福感形成的因素。国家和社会对农民工子女城市适应问题关注虽多，但是制定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相对迟缓。 　　接下来，我们探讨了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第一步，我们探讨了性别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对健康的担心、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忧郁或愉快的心境、松弛与紧张等六个因子得分在性别上的差异检验，发现只有情感和行为控制因子在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因子在性别上无差异。也就是说，性别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总体影响不大，只是在个别因子上存在一定影响，农民工女性后代较农民工男性后代在情感和行为控制的表现上相对要弱一些。第二步，我们探讨了是否独生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被试的总体幸福感的六个因子得分在是否独生上的差异检验，发现只有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在是否独生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其他因子在是否独生上都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是否独生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总体影响不明显，只是在个别因子上存在一定影响。农民工独生子女要比农民工非独生子女对生活显得更加不满足，且关注兴趣较大。第三步，我们探讨家庭月收入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被试总体幸福感量表六个因子得分在家庭月收入上的差异检验，发现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月收入在各因子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家庭月收入对农民工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第四步，我们探讨学业成绩对农民工子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被试总体幸福感量表中六个因子得分在学习成绩上的差异检验，发现不同成绩的农民工子女在精力、对健康的担心、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等四个因子的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健康的担心这一因子进行LSD事后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