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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古诗之憾及原因研究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蔚为大观;诗歌题材广泛---自然景物、边塞建功、怀乡离情，无所不包;手法上则移情于物、情景交融、托物言志，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手法;品味情感则给人以含蓄隽永、意境深远、深幽隐微、疏放旷达的余韵。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古典诗歌里少有内心真正的快乐，即使有也很勉强，一如陶渊明的反复出仕又归隐一般纠结烦恼。陶渊明虽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句，看似怡然自得、忘却外物，但终究难有真正持久的快乐幸福。大部分诗人都忧伤寂寞或愤懑不平，那些渴望建功立业的诗歌也都归于失望，因为苏轼、辛弃疾等人也的确没能如他们所渴望的那样建功立业。这些伟大诗人以写作诗歌为自己的情感出口，展现自己的生命欲求，张扬自己的生命形态，但是读者无法从古代骚人墨客的生命中看到强有力的生命形态而真正快乐起来，实在令人惋惜并深思。敢如是说并非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并非贬低中国古典诗歌的地位，只是希望从思考和探究的层面拓展我们对古典文学鉴赏的深度，也深化读者的阅读体验。诗人们写诗大多悲苦焦酸，其原因不能全归于社会黑暗、时代局限，我们应审慎思考中国古典诗歌之瑕及其原因。 　　一、小题材不够厚重，缺乏对人生真正深刻的关怀 　　中国古典诗歌多以简单场景、片刻感触为书写对象，对厚重的历史几乎没有涉及，至多在诗歌中谈论历史人物，如李清照“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历史人物项羽来抒发自己乱世漂流的心志情绪。即使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长恨歌》《琵琶行》等，诗歌的内容和题材也只局限于家事人情。《长恨歌》写的虽是大事，但对安史之乱的叙述极为模糊，仅一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就戛然而止，缺乏真实可靠的故事情节，而大篇幅的叙事则指向虚无缥缈的幻境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再会，对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转折的思考，只归因于“汉皇重色思倾国”，这一结论只是与大众所认为的“红颜祸水”略有不同而已。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有这一缺憾，与诗人缺少对历史的深刻关注和思考不无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瑜中之瑕，美中不足。 　　二、只关注现世，缺少超越，创造力缺失 　　受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影响，除屈原外，从汉代开始，诗人所言之志就定格在现世人生而缺少超越现实的思考，只关注脚下，不仰望星空。瞭望诗歌瀚海，只有屈原的《天问》不属此类。“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问》开篇就对宇宙创造之初发问，对天地形成之初发问，具有超越现实而执著于真理的探究精神。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人类学、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目标，但遗憾的是这种追问的精神传统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孔子就执著于好好地活在当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随遇而安固然好，但因之而失去了追寻理想、追求创新的精神则非常遗憾。 柳宗元鼓起勇气作《天对》回答屈原的《天问》，但一旦涉及天地万物，他就干脆不承认问题的存在，“九重”“八柱”都没有了，连大地也无尽头，所以柳宗元说不用去度量，因为大地无穷，就笼统回答以一切都是“元气”所为。对屈原追问“气有象无形如何界定”，柳宗元在《天对》中不仅什么也没能对答出来，还洋洋得意，矜夸不已。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多诗人既能创作诗歌，又是科学爱好者甚至是科学家，比如张衡既是诗人又是天文学家，帕斯卡尔是散文家还是数学家，可见科学与文学并非泾渭分明，完全没有交集。但中国只张衡一人而已，中国古代诗人未能继承发扬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也得不到来自真理的更高启示，进而无法形成科学精神，致使诗歌停留在只关注现世今生的层面而无法超越。 　　宋代最为中国学人所推崇的诗人首推苏轼，他最有创造力，可是他的诗歌也难觅仰望星空、追寻理想的诗篇。以千古名篇《前赤壁赋》为例，以“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来表达理想抱负，只继承了屈原以美人香草寄予美好理想的传统，但显得空虚无物，既非“治国平天下”，也非仰望星空进行超拔思考。面对浩渺深邃的星空没有追问，苏轼只有“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而吾与子之所共食”的寡淡欲求，在政治上也缺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进取豪情。苏轼一生贯通“儒、道、释”三家思想，都没能产生出超拔的创造力欲求，后人对他“旷达”的评价可谓精准。而“旷达”一词的真正内涵则是“空旷而达观”，依然落在了无欲无求则无阻滞的境地，而无欲无求在理想的追寻上就是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创造力的同义词。 　　反观拜伦的《唐·璜》，真可称得上是汪洋恣肆，演奏出了追寻自由幸福的欢歌。要说社会原因的话，中世纪的欧洲是绝对比中国的封建社会更压抑人的本性，况且宋朝一代对文人的宽松放纵可谓空前，都没能产生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