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浅谈林语堂文学论述的学术史意义.docVIP

关浅谈林语堂文学论述的学术史意义 　　一、前言 　　在传统中国的知识架构中，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为主。其中，所谓的集部主要仍以“文学”(此指文学作品与诗文评一类之作)为主要内容。但是，所谓的文学或文学作品，在传统中国的历代发展中，却与其它知识有相当纠杂的关系，无论是经学与文学、史学与文学皆然。其中，文学与宋明道学间的关系尤为复杂，传统文人、学者名之为“文以载道”，影响更为深远。 　　时至现代文学的发展与表现，我们已嗅不到也听不见“文以载道”的要求及味道了。相反，文学作品可以是纯粹个人情感的抒发，也可以是针砭社会风俗的利器，不尽然必须背负教化众生、导善世风的重责大任。然而，介于宋明道学下“文以载道”的学术氛围，与已摆脱文以载道的现代文学二者间，清代至民初的文学发展，就成为最关键的转型期，尤其是晚清民初的阶段，“文学”甚至曾经历了一场“革命”的“新文学运动”。 　　林语堂(1895~1976)，清末民初重要的语言学家，同时也是重要的文人，并与民初新文学运动的学者们有诸多互动。林语堂不仅在学习与成长过程中，大量阅读过清代学术的重要著作，例如《皇清经解》、《国朝汉学师承记》等等，且透过阅读梁启超(1873~1929)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进而对清代学术史与文学的发展有所深研。另一方面，林语堂受家学的影响及其至西方学习的经历，而有“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宣言。换言之，林语堂在文学的观点上，当然极可能深受西学影响，且汲取传统中国的学术资源以论述。林语堂确是融合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于一身的学人。虽然，现当代学界对林语堂的研究，喜谈其小品文、《京华烟云》等相关议题，成果亦相当丰硕。然而，在“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之间，若没有传统的溯源，现代的发展将与传统呈现断裂;若没有中学自身的探究以资参照，中学对西学的融受或抗拒，将无以展开对话。若然，欲探究传统中学体系的变化、转型等相关议题，便需以恰适的进路，若自思想史、文学史等视角切入，怕是手术台上用错了刀，而需以“学术史视域”或能究得其实。然而，何谓学术史的视域? 即章实斋(1738~1801)所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职是之故，本文欲从学术史的视域一探林语堂提出若干的文学论述及其于学术史上的地位究竟为何。 　　一、文与道的纠结---文以载道的传统 　　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魏晋至唐代的骈文堪为主流。然而， 唐代中期以降， 韩愈(768~824)提倡古文，对北宋中期欧阳修(1007~1072)以降的儒生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以致宋代掀起一股古文运动的浪潮。同时，韩愈及其门生李翱(774~836)对宋代理学的兴起其实也具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宋代理学家的兴起及其文论，也深刻地影响后世的文学发展，尤其是古文家及理学家(事实上，二者时常是分不开的)提出“文”与“道”二者的关系论述。于此众多缘由下，“文以载道”成为宋代中期以降主导文学发展最为重要的方向与目标。此一学术氛围，直至清代，历久不衰。例如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言： 　　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功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欧阳修崇道之意溢于言表，对于学者无法至道之缘由，提出乃因“有所溺”。溺于何? “文也”。他甚至对专业从事于文者文字中透露些许批评之意。相反，求道为第一要务，达“道”了，“文”自然就至了。不论是北宋的古文运动先驱人物王禹偁(954~1001)、石介(1005~1045)等人，甚至是道学家的先驱孙复(992~1057)，基本上都提出“道本文末”的观念。另一方面，道学家周敦颐(1017~1073)在《通书·文辞》则言：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 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 弊也久矣! 　　朱熹(1130~1200)批注说：“文，所以载道，一章之大意。”“文以载道”的论题，至此成为文人学子共同的声音与要求。这一段文字十分重要。因为自周敦颐提出“文所以载道”此一宣言后，知识界笼罩在此氛围下达近千年之久。事实上，北宋的文学家及道学家提出此等理念时，南宋的学者，无论是朱熹或陆九渊(1139~119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