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观的专制主义实质研究.docVIP

儒家道德观的专制主义实质研究 　　儒家思想的特点，是把达成社会美好秩序的可能性建立在统治者的道德修为上，因而儒学被视作求仁取义的君子之学、圣人之道。每当社会道德水平全面沦丧之时，儒学总被推出来作为济世救人的灵丹妙药;现代新儒家及其追随者更是把传统儒家的道德学问标举为崇高人格的基石，自由精神的凭借，认为儒学是一个直接诉诸人心的超越性价值体系，具有恒常性的普世意义。这种观点抓住了儒学最光彩动人的一面，迎合了社会大众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民族自信的时代诉求，“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不仅阻碍对儒学乃至对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认识，而且会导致对现实真问题的遮蔽与消解，因而有必要从学理上加以剖析和批判。 　　我的观点是:儒学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抗争社会非道德状态的仁人君子自我成就的高尚教言，它是一个来于幽深的历史文化传统、反映着复杂的现实利益关系的思想体系，是王权主义政治思想武库里最有效力的装备。道德观作为构筑其理论体系的基石，全面地带有专制主义的文化基因。对儒家来说，道德律则的确立不是权利主体的自我立法、自我设准，而是人性对天道的投诚与献祭:它从普遍人性出发，以“合内外”的方式使儒家君子成了通过自我裁制向天道奉献的牺牲，同时凭自我宣布的代表人资格谋求对社会大众的规训和编排。下面就从人性论入手，通过分析道德的来源与依据、道德实现的途径和方式，及其本然具有的外向侵犯性，来解析儒家道德观的专制主义实质。 　　一、道德的来源与依据:天道的内化 　　“德”在甲骨文中写作，取“视道直行”之意，强调的是“看”的行为和“正”、“直”的结果，故罗振玉认为德，得也。卜辞中皆借为得失字，视而有所得也。金文中加了个心字符，强调“德”是一种精神性活动，是得“事之宜”的“正直”的行为。郭沫若谓“古人造文实以省心为德，省者视也”，当为西周时期的观念。西周时期的文献如《尚》《诗经》中充斥着关于“敬德”、“明德”的说教，如《尚}弘康浩》有“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鳃寡”，《召浩》有“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诗经·大雅·皇矣》有“帝谓文王，予怀明德”。被儒家视为行政宝典的《尚》，其中心思想即“以诚民为祈天之本，而又以敬德为诚民之本”。 　　“天命有德”是西周统治者提出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史上最伟大命题，它在统治者和“天”、”民”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定的二角关系，使原来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直接对立，变成了大地向上天、四周向中心、子民向君主的自觉归依，从而为专制王权提供了容易自圆其说的合法性依据，也为传统社会灌注了一种人文主义的光辉，由此生发出了作为中华文明之主流的礼乐文教传统，成为孔子思想的源头。 　　对西周统治者来说，“德”是对统治者行为的一种判断，它的标准是外在的。首先，有德与否要看他是淫欲自纵还是怀保小民，淫欲自纵如商封则“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怀保小民如文王、武王则“皇天弘膺厥德……膺受天命”。在告诫成王的《无逸》篇中，周公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前朝史事，讲述只有“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即关注民众疾苦，谨慎地行使权力，才能享有天命的道理。在他看来，商朝前期列帝象成汤、大戊、武丁以及祖甲等因为“治民抵惧，不敢荒宁”，得到上天眷顾，均在位数十年;商朝末代诸君如封、武庚等“不知稼稿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结果为天命所抛弃。 　　其次，形式性的恭敬戒惧之礼仪举止也是“德”之体现一德”通过“容”来体现。在《酒浩》篇中，周公告诫康叔要效法成汤、帝乙等殷代先王“御事厥裴有恭”，不要像封王“诞惟厥纵淫佚于非彝，用燕丧威仪”。在《顾命》开篇，成王告诫大臣们“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即人靠威仪约束自己)，尔无以钊(康王姬钊)冒贡于非几兹”。显然“威仪”即“敬德”、“慎德”之表征。《尚}弘召浩》有“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天子的德行显扬于威仪，展示天命的神圣与庄严，为万民瞻仰、取法，同时昭示于“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的“皇矣上帝”。 　　因此，“德”的最终、最高标准在全能的至上神“天”或者“上帝”那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是周初统治者的政治共识。“德”贯通天人，成为把民和统治者统摄在一起的无形的宇宙中枢:天德无私普照，将下民托付于王;王用心去贯彻、执行上天的意志，成为天所保佑的“民主”，受到上天的眷顾而永命延年。因而“敬德”带有献祭的意味:以精心修伤的行为为“祭品”去博求上帝的认同和好感。周人以“德”祈求、回应和确认天命，垄断了权力合法性的源泉，也确立了政治的基调和原则:以民为本。 　　二、道德实现的途径与方式:人性的裁制与打磨 　　关于人性即人之普遍性本质的预设，是儒家道德论的基础和前提。而当抽象人性成为思考的主题时，人就在观念中被属类化、同质化了。作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