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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派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分化与整合 　　如何把握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史? 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学典以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势力消长为线索，对于20 世纪中国学术史进行梳理与概括，多有创见，启人深思。① 这种以学派为线索来梳理和概括学术史的方法与手段，使笔者开始借鉴并思考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学派”问题。 　　如何进行具体的学术史梳理? 王学典指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以事实为中心，定点清理为主要工作; 一种以问题为导向，以范式探讨及线索梳理为基本任务。这两种路径不可偏废，皆有其存在价值，可以从不同视角分析学术史。研究20 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关键是找到一种处理纷繁复杂的学术史的合适工具，而学派就是最有效的工具。学派虽然可以分为实体意义与同门意义以及方法论意义上的学派，而作为方法论或者工具意义上的学派，主要是学术史家出于对学术史梳理的需要，是对既有研究对象的概念化或者工具化的把握。② 然而学派之中或者学派之外，影响学术史叙事的尚且有“意识形态立场”、因治学路数不同形成的“门户之见”“个人色彩比较浓厚的学术好恶”“不同学派特有的方法论自恋”等。③ 如何梳理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一些学者已经从社会史学自身发展的脉络也就是王学典所说治学术史的第一种路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梳理。④ 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从学派的视角对社会史研究进行分析和把握，故本文作者不揣浅陋，尝试从学派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脉络进行梳理。 　　一、学派化趋势与学派的形成 　　1986 年10 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起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大会呼吁强化社会史研究，强调研究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历史学对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借鉴。① 中国社会史上承民国时期的“新史学”，下继唯物史观派的史学路径，逐步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社会史的研究中来，由于不同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对象以及学术传承，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特色。 　　( 一) “华南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社会史学界，学派特色最为典型的当属华南学术群体。他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独树一帜，并且形成“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术群体以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为基础，江西南昌的学术团队也深受其影响。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杨国桢，中山大学的梁方仲、汤明遂是其中的奠基人物，尤其是受傅衣凌的治学方法影响最大。傅衣凌治学早年受“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一生致力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注重“地志学的方法”“民间文献的作用”“社会调查”对于史料的补充，②并且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地域空间内，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研究特色。③ 此外，梁方仲对于华南研究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梁方仲一生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不仅对所专研的某些具体历史问题提出了不少精辟创见，而且在人们很少涉及的某些领域作了艰辛的开拓工作，如关于一条鞭法、粮长制、黄册、鱼鳞图册、里甲制度、易知由单、户贴制等问题的研究，以及晚年关于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综合研究等等。他所取得的成就早已为国内外所推崇。”④傅衣凌、梁方仲的学生们深受这种学术路径的影响，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刘志伟等早期也多从事社会经济史与区域社会结构研究，后来因缘际会，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加之海外人类学界急于在中国大陆恢复与延续1949 年前在中国的调查研究传统，华南成为重要的关注点。香港的陈其南、美国的萧凤霞、加拿大的丁荷生、英国的科大卫等人类学或历史学学者，先后与厦门大学的郑振满、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等学者合作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华南地方社会。这种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的合作，对于双方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尤其是对于历史学者，他们吸取了人类学者的田野调查方法，进一步与原来的历史学和社会经济史的学术传统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学术传统，有人称之为“历史人类学”传统。⑤ 除海外学者之外，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的一些学者也与国内人类学界的代表性人物过从较密，如继费孝通60 余年后到英国学习社会人类学的王铭铭与延续林耀华对于华南人类学研究的庄孔韶，而费孝通的弟子麻国庆则是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一员。2001 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出版了《历史人类学》学术期刊，并且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为学术平台，扩大他们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力，逐步形成了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为中心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中非常富有生机与活力的“华南学派”。“华南学派”早期的研究延续了1949 年之前的“食货”传统，从而使中国社会史研究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之前的30 余年间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