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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宪法法律权威为中心的体系转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党关于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被认为是党治国理政思路的重要转变，形成法治体系被认为是今*后10年及3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任务。〔1〕对这一新政策，学界理应予以高度关注，厘清“法治体系”和相关概念与命题的含义，明确法治体系构建的方向，保障国家法治建设顺利进行。 　　一、法制体系和法治体系 　　“法治体系”概念是当代中国法治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决定》予以采纳并确认“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新政策思路，这标志着党治国理政思路的重要转变。〔2〕法治体系理论在过去几年得到较大发展，在《决定》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展现出较成熟的理论与制度框架。〔3〕根据《决定》的论述，法治体系包括五个组成部分，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适时地将法治建设全面拓展和延伸到法律实施、法律监督、法治保障等领域。这不仅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且是党治国理政思路的转变。在法治体系建设中，只有用法治对法律实施、法律监督、法律保障和党内法规进行有机整合，才能步骤地推进法治建设，实现“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的转型。 　　二、”从法制体系到法治体系”的意义阐释 　　要实现从法制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必须厘清其含义，把握其发展方向。这一命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正当性基础的转换。法制体系以秩序为核心价值，以民众守法为关注重点。实现国家的“治”与“安”，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可能性，赋予法制秩序和法制体系以正当性。这种正当性观念是片面的。就法律价值体系诸种价值的关系而言，秩序是一种基本价值。没有秩序，没有国家的“治”与“安”，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安全就难以保障。秩序价值凸显了法制体系的重要性，但也是法制体系的局限性所在。现代国家追求的是“正义的社会秩序”，这是一种公民权利与自由在中受到保障的社会秩序。这说明，如果没有法制秩序，公民权利就无以保障;反过来，如果法制秩序忽视公民权利与自由，甚至法制秩序的形成要以牺牲公民权利与自由作为代价，它就没有任何价值。更进一步，国家长治久安、法制体系长久维续，以健全而持久的社会合作体系为条件，而后者又是以对被治者权利的关心为条件。以压制和恐怖为手段构建起来的法制体系和法制秩序不可能得到民众的自愿服从，它反而会成为社会动乱之源，因而难以长久维持。虽然法制是一个中性概念，但在法治观念被接纳之前它总是与人治为伴，与专制为伍。法制可能包括普遍守法的要求，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法制往往与“老百姓”守法紧密相联;在其中，为了达到管制民众以维护统治秩序和谋取私利的目的，立法机关往往给予公民极有限的权利与自由空间，执法机关往往越权和滥用行政权力，司法机关往往与当权者勾连起来压制民众、徇私枉法。此时，法制重在治民而不是治官;执掌权柄者是立法、执法和司法的主体，却少受法律的规制，甚至在滥用权力的情况下往往也能逃脱法律的制裁。这种官与民、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将会破坏官民合作、民民合作的基础，最终造成法制的崩溃。 　　法治体系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对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持秩序这两方面都给予重视，力图兼顾。法治力图将这两方面的价值关怀结合在一起，而且也只有法治才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法治的核心就是公民的权利，通过权利来满足公民的利益。〔12〕法治体系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3〕其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14〕在民主、法治和人权三位一体的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本身不是目的，它们都只是实现人权的手段。要保障公民权利，一是要提供法律秩序，使公民在人际交往中遵守法律，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法制体系和法制秩序就可以满足这一条件;二是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通过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来实现现代权利与自由体系，保护公民权利免受公权力的损害。法治体系不仅有利于保障公民在个人交往中权利不受他人侵害，而且还有利于保护官民交往中公民权利不受执掌权柄者的侵害。在关注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同时，法治还强调普遍守法，同样重视法的秩序价值。离开法律和秩序，个人权利和自由无法实现;法治体系重视宪法法律在实现公民权利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反对任何人具有独立于宪法法律之外、超越于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禁止任何人以非法手段与方法追求个人利益。在法治观念之下，权利与自由只能是法律之下的权利和自由。将这两方面有机结合在一起，是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努力追求且有能力实现两者的结合与统一，是法治体系和法治秩序的正当性所在。 　　三、结语 jbrE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项目的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