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空间表征.docVIP

乌托邦的空间表征 　　一、传统乌托邦与空间困境 　　自从托马斯·莫尔提出乌托邦概念开始，其美好图景从未在人类生活世界中再现过，相反，一场又一场的人道浩劫与历史悲剧一再涌现，“乌托邦冲动把现代人卷入对未来的冒险之中”。后来出现的“反乌托邦”热潮以及“乌托邦之死”，更是为乌托邦概念增添了几分暖昧。有意味的是，“乌托邦”这个词汇在形式上是一个属于空间范畴的概念，如卡尔·曼海姆所说:“可以把空间的愿望称作乌托邦。从莫尔的《乌托邦》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再到培根的《新大西洋岛》，这些经典的“乌托邦”案例无不具备明确的空间形态。正是在此意义上，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才会在探讨空间问题时适时关注到“乌托邦”议题，使之成为反观当代空间困境的一面“镜子”。 　　揭开那些迷乱的外部表征，哈维总结道，“乌托邦”困境主要源自这样一组悖论:即“想象”与“独裁”的冲突，“想象力的自由运用与独裁主义之间的辩证法”，亦是“人类事务中的一个基本困境”“乌托邦”在想象了一个理想城邦的同时，也把自己给孤立化了，历史上所有的经典乌托邦空间无一例外地都是封闭性的，因此它忽略了过程与变革的辩证法。如哈维所言:“乌托邦是一个人工制造的孤岛，它是一个孤立的、有条理地组织的且主要是封闭空间的系统，这个孤岛的内部空间的秩序安排严格调节着一个稳定的、不变的社会过程。正是乌托邦的这种特质，使得它一再陷入历史的各种漩涡之中，福柯就曾指出全景监狱的修建在空间结构上深受“乌托邦”草图的启发，也有人将乌托邦思想视为纳粹暴行得以实现的帮凶。换句话说，在自由想象和独裁主义之间，乌托邦始终未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更为致命的是，“乌托邦”还指向了时间意识的缺失。在诸多乌托邦空间中，为了维护稳定的和谐状态，必须排斥“时间”的流动性，以被一个“空间样板”所控制，大同天下，无须再“变”。就像《乌托邦》所描述的:“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无不巨大壮丽，有共同的语言、传统、风俗和法律。每个城市的布局也相仿，甚至在地势许可的情况下，其外观无甚差别。”匡在这种整齐划一的“空间”里，历史时间被无形消解，更确切地说，这种“消解”指代的是对未来时间的遗忘。柏格森早就指出“时间”的想象能为“空间”带来“广度”的“绵延感”:“我们把时间投入空间，用有关广度的字眼来表示绵延;因而陆续出现变成一根连续不断线条或链环的样子，其各部分彼此接触而不互相渗透。”列斐伏尔也才会提出“空间生产”理论，以此来为空间赋予更为动态的品质，哈维认为这正是列斐伏尔“坚决反对传统的空间形式乌托邦”的缘由所在。 　　时间意识的缺失导致乌托邦空间自身的“辩证法”被压抑，这也是招致乌托邦后来一再被人误解和误用的重要原因。“我们聚集在一起埋葬一个神话，一个失败的神话”匡，如果要为约翰·卡洛尔的这句话添加合适的注脚，“乌托邦”必然首当其冲。而之所以说它“失败”而不是“消失”，是因为乌托邦在它的空间再现上，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擅变。借用哈维的观点来说，乌托邦的擅变最典型地体现在它身上千变万化的“前缀”上，譬如“退步乌托邦”、“雅皮乌托邦”以及“私人乌托邦”等。在《希望的空间》中，哈维指出，诸如巴尔的摩那些等级化建筑和表演化建筑就是这类变形了的乌托邦，它们之所以与乌托邦发生关联，在于这样一组对应关系:一方而，它们具备乌托邦的外部特质，比如形式美丽、表而和谐，且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另一方而，它们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因为它们内化了身份歧视、社会冲突和商品拜物等有违乌托邦构想的元素。因此，刘易斯·马林甚至直接将“乌托邦”视为某种“空间游戏”(spatial play)的表征。 　　二、退步乌托邦的空间伦理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哈维重点分析了一个具体的空间形式:迪斯尼乐园，这也是马林笔下“空间游戏”的一种。我们知道，迪斯尼之所以让人流连忘返，在于它作为一种空间所显现出来的快乐、和谐与无冲突氛围，这与外而的真实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但哈维认为，迪斯尼空间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迪斯尼乐园把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适当地净化和神话化后，聚集在了这个包含多重空间秩序的纯粹幻觉的地方，藉此消除真实旅行的麻烦。辩证法被压抑，稳定性与和谐通过强大的监视和控制而得以确保。内部空间的秩序安排，再加上权力的等级形式，使冲突或越轨不可能成为社会规范。迪斯尼乐园提供了空间游戏世界的一个虚幻之旅。客观地看，以“迪斯尼乐园”来说明“退步乌托邦”的问题，尽管形象，但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哈维和马林在使用这个案例时，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前提:“迪斯尼乐园”和那类“去人性化”的空间并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概念。假如按照哈维和马林这套批判逻辑的话，那么美术馆、纪念堂和博物馆等空间，无疑也可归属于“退步乌托邦”的阵营，同样都必须予以批判。因此，必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