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从叙拉古来”谈深陷“洞穴”中的哲人.docVIP

“君从叙拉古来”谈深陷“洞穴”中的哲人 　　一、深陷“洞穴”中的海德格尔 　　1934年当海德格尔辞掉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重返教席时，他的同事曾这样讥讽他：“从叙拉古回来了?”这一讥讽既是海德格尔下半生必须面对的政治责难，也是哲学与政治领域的又一桩公案，聚讼纷纭。我们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出发尝试着揭示哲学家与政治的关系。尽管柏拉图认为，正义城邦的实现，在于哲学家能够成为国王，但无论是柏拉图还是海德格尔都没有以王者自居，对他们自身的现实处境而言，能够成为王者之师，努力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的引领者、教师就已经是最高追求了。当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思想道路上准备下降到城邦中去的时候，哲人作为遭城邦厌弃的人的诅咒就已经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 　　柏拉图三次叙拉古之行，皆以失败告终的结局已经用事实告诉我们“哲人王”政治理念的空想性。理论上，柏拉图在没有真正解决哲人与政治家悖论时，就只身再次回到洞穴中，其遭遇必然不仅是要面对现实的困境，更要直面“哲人王”理论的尴尬。如果国家社会主义就是海德格尔所心仪的要回去的城邦，那么，海德格尔意图将他私人的存在论思想直接摆渡为城邦公众的存在论精神，在其存在论思想与城邦之间建立起一种引领与协同关系，而海德格尔本人则是存在论思想的代言人和城邦的牧师，因此，哲学作为时代的精神，当一种宣扬新命运的哲学碰到要把一个民族带向世界中心的集权政治的蛊惑时，他们之间想不发生暧昧关系都难。于是，海德格尔转身成为所谓纳粹的“帮凶”。到底是哲学可以成就城邦，还是城邦应该认可哲学?这是一个问题。 　　1931～1932年，海德格尔在关于柏拉图“洞穴隐喻”的讲座中说：“哲人必然保持孤独，因为他按其本质而存在，……孤独并非其所愿。正是因为这样，他必然一次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存在于此并毫不退让，切不可如此肤浅，把他的孤独误解为对事物的一种退让或任其自然。”接下来当海德格尔通过担任校长的政治参与而重温这个话题的时候，必定切身体会到这种孤独：“孤独属于哲学家的本质，这种孤独根植于他所是的方式以及他在世间中的位置，他陷入完全的孤独中，因为在洞穴中他不能退缩。在孤独状态中呼喊，[哲人]在关键时刻说话，他说话时甘冒的风险便在于，他说出来的东西可能立刻就会走向对立面。在1933年，哲人是否看到了返回洞穴的机会?是否意识到只有参与到这种决定德国命运的危机时刻，才能履行其献身真理的使命?对此，海德格尔保持沉默。 　　尽管海德格尔在面对西方传统哲学时皆采取一种对峙态度，不断抗争的海德格尔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哲学事业本性上是要打破习俗的、是争辩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哲学家是遭城邦厌弃的人，即使是最伟大的哲学，如果丧失这种抗争，对城邦政治表示哪怕一丝顺从，都是对苏格拉底的背叛，必将深陷洞穴之中，丧失其哲学性。但如果彻底贯彻苏格拉底的精神，只做城邦政治的牛虻，柏拉图又怎么提出哲学家应该为王呢?而且哲学家为王还是正义城邦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在苏格拉底言谈里的正义城邦中，哲学家应该成为国王这一“应当”命题是从哲学家的本质规定性这一“是”命题中推论出来的，这一推论本身就面临近代以来哲学家们从“是”能否可以推出“应当”的理性质疑。苏格拉底对哲学家的本质规定具体有三：哲学家是看见过美、正义和善的真实的人;哲学家是人世间最富有的人;哲学家是最不贪恋权利的人。 　　哲学家“在某种必然的命运”的安排下率先走出“洞穴”，他们是看见了善的形式的人，他们的心灵永远渴望逗留在高处的真实之境，并把对真的追求看作是人生的目标，从而并不把“洞穴”中的名誉、权利以及财富看作是重要的事情。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会“参与自身心灵的快乐，不去注意肉体的快乐。“这种人肯定是有节制的，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贪财的;因为，别的人热心追求财富和巨大花费所要达到的那种目的，是不会被他们当作一件重要事情对待的”，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富有是心灵的富足，是对“真实”的拥有。而且，哲学家天生就不是爱权利的人，而是爱智慧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没有什么生活比真正的哲学生活能够有资格轻视政治权利的了。因此，苏格拉底才说：“只有当你能为你们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里才能有真正富有的人来统治。当然他们不是富有黄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种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如果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些个人福利匮乏的穷人，那么，当他们投身公务时，他们想到的就是要从中获取自己的好处，如果国家由这种人统治，就不会有好的管理。因为，当统治权成了争夺的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国家也毁了统治者自己。”哲学家是只求真、不贪恋任何世俗名利尤其是政治权利的人。从这一本质定义出发，我们得出柏拉图哲人王的第一个悖论：真正的哲学家是不愿意做统治者的，所以，哲人为王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然而，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