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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文学”的出现及批评的缺场论 　　乡土文学衰败之后，“城中村文学”兴起了。“城中村文学”是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对此，批评理论界似乎还缺少准备，仍停留在陈旧的乡土文学/城市文学二元结构思维之中。在社会学研究中，“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概念已经存在了许多年，这个概念很有用，文学应当把它拿过来，以观照文学创作的新现象。乡土文学的衰败是近10 年来文学批评界的共识。2005 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发表以后，陈晓明、张颐武等批评家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乡土文学衰败的惊叹。在2012 年发表的长文《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 后”的终结》中，孟繁华详尽阐述了乡土文学的历史命运，他指出，“作家关注的对象或焦点，正在从乡村逐渐向都市转移。……这一变化，使百年来作为主流文学的乡村书写遭遇了不曾经历的挑战。或者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乡土文学方面。即便到了21 世纪，乡土文学在文学整体结构中仍然处于主流地位。 　　2011 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基本是乡土小说，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深入观察文学的发展趋向，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文学潜流隆隆作响，已经浮出地表，这个潜流就是与都市相关的文学。”孟繁华承认一种有着百年传统的、一直以来占优势地位的文学类型的衰落，指出了文学创作潮流的历史性变迁，但同时，这种饱含了惋惜的指认中，不免流露出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视野的固化，那就是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元模式。好像文学跟它的发生空间是一块铁板，乡土文明衰败了，乡土文学就衰败了;城市扩大了，城市文学就要跟着兴旺了。事实上，这个时间久远的城乡理论框架，已经很难套用在当下文学创作的快车上。“城中村文学”是一个更有解释力的概念，它能够有效地描述近10 年来中国文学发生的巨大历史变迁。城中村是当今中国大城市非常巨大的存在。对于北京来说，宋庄、皮村，这两个有典型性的城中村能指，已经脱离了原有的所指。人们都明白，“中关村”不是村，而是高科技、硅谷的代名词。皮村不再是偏远农村，而是著名的进城农民打工者聚居地。宋庄更非落脚山腰的僻静山庄，而是艺术家聚居区、艺术创新原发地、艺术新潮的风向标之类的代名词。城中村的兴起，跟它较为低廉的生活成本、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自由的人员流动机制关系密切。这一新空间可谓乡村与城市拉锯的前沿阵地，既可能是进攻的壕沟，也可以是退守的堡垒。 　　近几年国内文学期刊发表的小说中，城中村的呈现非常频繁。方方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主人公涂自强在武昌石牌岭的租房就是个典型。“这里是城中村。街道狭窄，房屋杂乱。村民们将自己的房屋略加改造，便成租屋。因为简陋，所以便宜。又因此地距大学和电脑城近，便成毕业生的云集之地。他们像鸟一样，每日早出晚归，夜间栖息在此。涂自强与邻校三个学生合租了一间屋。一个月各出110 块钱。”石一枫小说《地球之眼》的主人公安小男落魄时的栖身之所，是北大西门外“挂甲屯”一带：“那儿的居民把平房加盖成摇摇欲坠的简易小楼，再按间甚至按床位租给住户。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城中村仍然又脏又破，熙熙攘攘，土路的两侧摆满了卖鸡蛋灌饼、麻辣烫和羊肉串的摊子，不时有戴着厚厚的眼镜、满脸木然的年轻人夹着书本匆匆而过。”再看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所描述的西安城中村：“我们是在城南的池头村里寻找韩大宝，因为寻着韩大宝才可能在西安落脚。……池头村原本也是农村，城市不断扩张后它成了城中村，村人虽然还是农村户籍，却家家把地钱修建了房子出租。这些房子被盖成三层四层，甚至还有六层，墙里都没有钢筋，一律的水泥板和砖头往上垒，巷道就狭窄幽深。……我往上望，半空的电线像蜘蛛网，天就成了筛子。”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描述了大量这样的城中村。贾平凹《土门》，徐则臣《看不见的城市》，王昕朋《红夹克》，姚鄂梅《你们》等大量作品，都有这方面的描述。可以说，这种地处城乡结合部，乱搭乱建，管理混乱，人员混杂，但又人丁兴旺，生机勃勃的所在，已经无可抵挡地进入那些思想敏锐、关注时代的优秀作家的视野，成为当下小说叙事无法摆脱的新空间。 　　批评理论界对文学叙事空间变化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认识才刚刚开始，不尽人意。首先，城中村文学是对农民进城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的敏锐捕捉。所谓进，就不是退，它首先是一种进取的人生态度，包含着进取的精神。同时，还伴随着别样丰富的内蕴，拼搏的精神，学习的精神，创造的精神，共处的精神，融合的精神等等。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改变着乡村，也改变着城市，这个改变是双向的。想“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哀的返乡叙事固然用心良善，但跟上时代，观察农民进城所带来的冲击、创造，从新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灵感，为新的文化创建提供想象，可能更需要见识。迅速勃兴的快递业就是乡村进入城市并改变城市最有力的例证。朱晓军、杨丽萍的报告文学《快递中国》、文珍的小说《张南山》是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