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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卷证与技术审判 　　摘 要：从证据手段在审判中的运用来看，以卷证为基础的欧陆主要法治国家的刑事审判可以界定为一种技术审判，而英美以口证为主要手段的刑事审判大致属于一种经验审判。我国普遍运用卷证的刑事审判也可归为一种技术审判方式，但由于对卷证的过度依赖、司法者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和刑事卷证运用的程序性制约机制的欠缺，导致我国技术审判的异化。当下推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非是对刑事卷证运用的根本否定，相反，为我国刑事卷证在审判中运用的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刑事卷证 技术审判 口证 　　中图分类号：DF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6）04-0124-14 　　刑事卷证是以文字为载体、以卷宗（证据卷）为形式所形成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它包括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和起诉阶段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的陈述所制作的讯问（询问）笔录，实施侦查措施或行为过程的笔录，采集鉴定人的鉴定意见、调查过程收集的各类原始书证等系统化的书面证据材料。长期以来，“刑事法官普遍通过阅读检察机关移送的案卷笔录来展开庭前准备活动，普遍通过宣读案卷笔录的方式进行法庭调查，法院在判决书中甚至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卷笔录并将其作为判决的基础，因此，中国刑事审判中实际存在一种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裁判模式”。①在我国主流学界，对案卷笔录（卷证）的运用向来持排斥或否定态度：卷证作为一种主要证据形式在法庭内外的运用，使得庭审流于形式，严重损害审判应有的独立性，有悖于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然而，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整体性的角度看，对于当代中国刑事卷证实际运用的评价又需采取客观和谨慎的态度，既要对从西方引入的主流诉讼价值观加以关注，也需对中外司法制度及其具体实践加以考察。鉴于此，笔者拟从两大法系不同证据手段的运用与刑事审判的内在联系角度出发，揭示两大法系展现的不同刑事审判风格，以此分析对刑事卷证的运用有着共同“情结”的欧陆和我国在刑事审判风格上的异同，以及我国司法改革背景之下刑事卷证的命运及可能的制度安排。 　　一、欧陆的刑事审判：一种实际运用卷证的技术审判方式 　　在我们已有的认识中，传统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审前形成或制作的案卷材料（尤其警察侦查制作的卷证材料）是被排出在刑事审判之外的，这主要源于欧陆所奉行的直接言词原则。德国学者罗科信教授认为，言词审判主义是指只有经由言词（一般而言指用德语）所陈述及提及之诉讼资料方得用为裁判之依据。[德]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9页。 达马斯卡也认为，直接原则要求裁判者应当直接接触他据以作出判决的证据材料，所有合议庭成员都需听取证据，证人要亲自到庭作证。[美]米尔吉安?R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吴宏耀、魏晓娜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页。从对该原则的上述释义看，言词原则与直接原则相近，在欧陆学理的表述上主要以直接原则来涵括。直接原则的精神实质在于裁判者应当亲自聆听原始证人的口头陈述，而不可用案卷材料等庭外书面证据代替证人的口头陈述，更不允许将这些书面材料作为最终裁判的依据。 　　然而，在传统欧陆主要法治国家，早期刑事司法强调充分性理由所形成的庭审直接言词原则，与逐渐兴起的现代资产阶级自由心证原则的普遍推行产生冲突。达马斯卡认为，所有的可采性规则――对于第二手材料的证明价值问题，预先作出了否定性判断――在本质上就是荒谬的。在某些情况下，传闻证据可能比原始的口头证言更可信。前引③，第273页。 正是基于证据材料证明力不应由法律规则预先加以规定，而应由法官自由判断并加以利用的务实理念，参见前引③，第272页。 当代欧陆主要法治国家在法律实践中对庭前形成的案卷材料采取了较之英美法更加灵活甚至更为宽容的态度。 　　一方面，就案卷材料的移送及庭前准备来看，以德法为代表的欧陆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均明确规定检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诉时应一并将侦控阶段形成的案卷材料移送给法院。对于移送案卷材料的条件和所涉及的案件性质及类型并无具体限制。法官在庭前通过阅卷实际为庭审调查做了准备，并对法庭的证据审查和事实认定产生“预先性”的影响。另一方面，就案卷材料在刑事庭审中的运用来看，在法国，犯罪案中占绝大多数的轻罪和违警罪案均是庭审法官使用审前案卷材料（包括警察卷宗）的基础上对案件迅速加以处理的。Bron Mckillop， Readings and Headings in French Criminal Justice； Five Cases in the Tribunal Correctionnel， 46Am J Comp L 757（1998） 转引自左卫民：《刑事诉讼的中国图景》，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