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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亡唐兴：大国治理的历史智慧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在位20多年，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创“开皇之治”，为国家治理奠定了稳定富足的良好局面。但隋炀帝杨广即位后骄奢淫逸，好大喜功，统治残暴，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就葬送了王朝统治，身死、家灭又国亡。 　　隋亡唐兴，贞观年间（627～649年），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对隋炀帝因暴政而亡国进行了认真思考和总结。 　　其一，“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就是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先存百姓”，认识到存养老百姓对政权统治的极端重要性。史载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无不悉然。驰道皆广数百步，种树以饰其傍。人力不堪，相聚为贼。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复己有。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故不敢轻用人力，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 　　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又说：“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唐太宗依据耳闻目睹，回顾总结了隋炀帝因暴政虐民、骄奢淫逸、穷兵黩武而亡国的教训，并要“深以自诫”。唐太宗还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 　　可见，唐太宗对“存百姓”的重要性有着切身的认识和理解，认为这是皇帝治理国家的重要职责。魏徵是唐太宗的重要大臣，多次引用《荀子》里的话，反复强调“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权能否稳固乃系之于人心向背。贞观十年（636年），魏徵说很多王朝打下天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贞观十一年（637年），大臣马周也说：“臣观自古以来，百姓愁怨，聚为盗贼，其国未有不亡者……自古以来，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 　　在“存百姓”思想的指导下，唐太宗君臣在贞观年问勤于政事，居安思危，避免剥削压迫过甚，照顾广大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注重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出台实施了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多项积极政策和措施，为唐王朝的长久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 　　强调最高统治者“正其身”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性，即所谓“修身治国”的重要性，特别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和所作所为。这一认识也来自于对隋炀帝亡国教训的总结。贞观四年（630年），魏徵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志在无厌，惟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至灭亡。此非书籍所传，亦陛下目所亲见。”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又对唐太宗说：“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穷，以至身死人手，社稷为墟。”提醒唐太宗要以隋炀帝穷奢极欲以致亡国为警诫。唐太宗说：“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 　　基于这种认识，唐太宗君臣谨严自律，躬行节俭，力戒奢侈，杜绝骄纵，从多个方面采取了切实行动，以求“正自身”，带动营造了当时良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减轻了对老百姓的剥削和压迫，使民众能够稳定、积极地劳作和生产生活，社会发展呈现出富裕和谐之良好局面。 　　其三，“务弘仁义”者国祚长，“专任诈力”者国祚短。 　　史载“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璃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任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这里，君臣们讨论了周朝和秦朝国祚长短的原因，唐太宗指出，周朝得天下后“务弘仁义”，所以国祚长，而秦朝得天下后“专任诈力”，所以国祚短，国家政策的不同才是导致国祚长短相差悬殊的原因，提出了“务弘仁义”者国祚长，“专任诈力”者国祚短的认识和结论。贞观六年（632年），唐太宗对这一认识又作了一次清晰阐述，他对大臣们说：“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享年不永？……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唐太宗的这段话，还是比较了周朝和秦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