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派中国人”在东西方文化圈中的不同表现.docVIP

“洋派中国人”在东西方文化圈中的不同表现 　　内容摘要：在近代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类尴尬的形象存在着，这类形象就是“洋派中国人”。本文通过对杜拉斯《情人》中“堤岸的男人”和张爱玲《倾城之恋》中范柳原二人形象的对比，分析在东西方文明二元对立模式下东西方文化圈中“洋派中国人”的不同表现及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 　　关键词：“洋派中国人” 软弱 油滑 东西方文化圈 民族文化心理 　　留学西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大肆盛行，东西方作者以这些留学生及其以后的生活为蓝本在文学作品中创造出许多类化的形象，如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等等，他们都是本文中提到的“洋派中国人”的代表。 　　“洋派中国人”是指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产生的受过西方民主教育而又摆脱不了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一类形象，这类人在回国之初被称为留洋学生，而在之后的社会生活中，他们渐渐褪去了学生的激情和青涩，沾染上许多社会化因素，本文中称这类人为“洋派中国人”。他们在国外接受过西方思想的教育，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当然也免不了沾染上资本主义生活中腐化奢靡的习气，同时又摆脱不了来自家族的金钱方面的禁锢，进而不得已或不自觉的接受传统儒道思想的影响，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浸染之下，“洋派中国人”性格中存在着矛盾的一面，而这种矛盾又被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圈中的东西方作者无限的扩大了，从而使得东西方作者笔下的“洋派中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这点在杜拉斯的《情人》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一、“洋派中国人”在东西方作者笔下的具体表现 　　1.西方文化圈中杜拉斯笔下“软弱”的“洋派中国人” 　　杜拉斯笔下的“洋派中国人”是软弱的。首先，“堤岸的男人”的外化表现是孱弱单薄的，“他的身躯瘦弱颀长，没有力气，没有肌肉，他可能得过病，可能正处在康复时期，他没有胡子，没有男子气概，他很虚弱。”[1]身体上的孱弱使其一出场就被打下了软弱的烙印。其次，他的软弱在他对待小女孩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堤岸的男人”是在一部利穆新汽车中出场的，他穿一身西贡银行界人士穿的那种浅色柞绸西装，但是这样一位风度翩翩的华人青年在湄公河上第一次遇到穿着破旧真丝连衣裙的白人小女孩时，他的手直打颤，即使比起白人小女孩他有着无与伦比的经济优势，他的手依然发抖，他心有畏惧，就因为对方是一个法国白人，就像文中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里面总有着什么，就像这样，总有什么事发生了，也就是说，他已经落到她的掌握之中”[2]。在肤色差异的面前，这种软弱是他不愿意也是不自觉的表现出来的。在对待与小女孩的爱情时，他的软弱达到了极致。“我们共同的前途是从来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从不谈前途的问题。”[3]在与小女孩交往的过程中，没有承诺，没有将来，有的只是在一次次与女孩做爱后的伤心流泪，并不是他不爱女孩，而是“这是一个胆小如鼠的男人，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慌，他只好沉溺于情欲之中。”[4]他也曾为他的爱情争取过，在那个下雨的日子里，他向父亲乞求，可是“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以达到爱我去，娶我，把我带走的目的。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父亲的金钱。”[5]舍不下家族以及家族提供的金钱，“堤岸的男人”永远失去了小女孩，多年后，只能通过电话表达对女孩致死的爱。 　　在《情人》中，中国情人是一个抽象化的存在，其形象是通过小女孩的叙述展现的，而且在女孩的叙述过程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堤岸的男人”是与西方男人不同的，甚至文中“我”卑鄙无耻的大哥的形象都比中国情人的形象高大，在作者看来，“洋派中国人”软弱的性格是来源于东方文化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家族的束缚注定了“洋派中国人”的软弱，所以，西方文化圈下的作者看到的是“洋派中国人”偏“中国化”的特点。 　　2.东方文化圈中张爱玲笔下“油滑”的“洋派中国人” 　　作为“洋派中国人”的发源地，中国在这类形象的刻画上似乎更有发言权，而且刻画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作者笔下的“洋派中国人”形象。张爱玲笔下的“洋派中国人”是“油滑”的。 　　《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的故事之所以会发生就是源于范柳原的“油滑”。范柳原之前借徐太太之口表达了自己希望遇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然而“一般的男人，喜欢把好女人教坏了，又喜欢去感化坏的女人，使她变为好女人。”[6]范柳原便是这样的男人，他的最高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看不上冰清玉洁的宝璐，却被“残花败柳”的白流苏所吸引，可见他感兴趣的还是传统中带着点野性的女子。心口不一的审美标准使的范柳原的“圆滑”首次显现。其次，在对待与流苏的婚姻上，他不通过正常的媒妁渠道向流苏求婚，而要将她“骗”到香港，在他的地盘上极尽殷勤和暧昧，却又要在他们单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