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土重迁”新解.docVIP

“安土重迁”新解 　　“安土重迁”在汉语字典中的解释大意是：安于本乡本土，不愿迁移。这种特性长期被公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性，然而，在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离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他者中的华人》中，他对华人的“安土重迁”提出质疑，并做出新解。 　　从明朝起，我国就出现了移民。这些人几乎都是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山区居民，由于当地可耕地面积不足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一部分居民开始产生了出洋谋生的念头。 　　第一层新解 　　当时，中央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不允许人们出洋，其原因主要是担心沿海居民与海盗勾结，形成对政权的威胁力量。但沿海地区距中央距离较远，又有山岭阻隔，交通十分不便，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管辖能力较弱。当地政府担心强制执行中央的海禁政策，会遭到大量贫困人口的威胁乃至围攻，不利于当地社会稳定。于是，对于居民出洋谋生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只要这些出洋者不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就默许人们出去做生意或向外移民。 　　很多出洋谋生者原本只是想在海外做点生意，把钱带回家，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绝大多数人并不想在海外定居。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贸易规模扩大，商人在海外建立的据点增多，逐渐形成了华人聚居的城市。到了清朝康熙时期，国内人口增长加速，一部分人开始在海外华人据点定居，并逐渐形成了华人社会。 　　历史总是有惊人的巧合，当大量中国沿海移民迁移到达东南亚时，在时间上，恰好与西方殖民者到达东南亚相仿。工商业蓬勃兴起的西方各国渴望在东南亚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以保障其商贸利益。表面上看，西方人、华人与东南亚本地人之间似乎有产生冲突的可能。但华人却成为这种潜在冲突的调和者。 　　最初，受到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影响，华人在海外的文化优越感较为强烈，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为落后的东南亚民族面前采取倨傲态度，他们甚至不与当地人融合。后来西方人在当地建立统治秩序之后，深谙儒家之道的华人群体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一方面经营自己的生意，另一方面又在西方人建立的殖民政府当中任职，凭借多年积累起的对东南亚以及中国情况的透彻了解，他们承担起西方、东南亚、中国之间的贸易商角色，一些人还在殖民政府当中做官。比如，在海峡殖民地（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由于原住民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华人在文化教育及工商业经营管理能力方面略胜一筹，故西方殖民者愿意聘请华人担任“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一方面经营当地的工商业，另一方面成为代替殖民政府收税的官员。 　　华人凭借勤劳智慧以及聪颖的商业头脑，很快就在东南亚地区建立起庞大而绵密的华人商业网络：北至中国浙江、福建，东至菲律宾吕宋岛，南至印尼爪哇，西至缅甸、泰国及苏门答腊，到处都有中国商人的踪影。而在泰国、菲律宾等地，华人更是控制了当地的商业贸易命脉，直至今日，当地商人群体中不少人还以会说几句潮州话、闽南话为荣。 　　原本想一旦挣到钱就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但一些海外华人发现就算在国外也完全可以建立起与国内几乎无区别的“小的生态环境”（即“小生境”），使他们能够借此不断适应并融入外国社会的“大环境”。于是，他们选择在海外定居。在“小生境”中，中华文化得以传承。华人的生存模式、谋生技能、家族血脉和社会组织继续世代相传。 　　孔飞力由此得出了对中华文化中“安土重迁”的第一层解读：它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千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无论是长久性地移居他乡，或是季节性地往返流动，迁移者背负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兴期待，他们的“家”始终扎根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中国人所说的“一家人”，可能分别居住在相距十里、百里乃至千万里的不同地方，但通过经济上的互惠仍互视为“一家人”。因此，中国人的异地流动迁移，并不是与出生地和与生俱来的血缘群体分离，而是既有血缘纽带的跨边界、跨地域扩展。 　　第二层新解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显著衰退，而西方殖民者的力量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不断加强。《他者中的华人》中详细讲述了一段教科书上不愿提及的史实：发生在非洲与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也曾在中国与美洲之间发生过。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使中国南方数以亿计的百姓生活受到冲击，加之台风、洪涝等灾害，大量农户破产，地狭人稠的地区更是出现大量流离失所的贫民。在饥饿与穷困的逼迫下，不少对西方缺乏认知的贫民受到殖民者“招工”广告的诱惑，签订卖身契，以换取一笔挽救家人性命的钱财，登上开往未知世界的轮船。这些出国华工被称作“猪仔”，毫无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可言。 　　殖民者命令华工在摄氏45度的高温下到秘鲁海岛捡拾气味恶劣的鸟粪，以充当种植园的肥料。一些华工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经受身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不堪痛苦与屈辱而自尽者不计其数。洋务运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