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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译著 一份执著 　　中图分类号：K828.7“213”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0586（2013）03-0126-03 　　马金鹏先生（1913—2001），字志程，山东济南人，回族知名学者、翻译家。1932年赴埃及留学，1936年从爱资哈尔大学毕业归国，在成达师范学校教授阿拉伯语，直到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3年在上海福佑路清真寺任教长。1953—1987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阿拉伯语，任讲师、副教授，1987年退休。 　　马金鹏先生一生著作颇丰，最主要的有二：一是晚年翻译了《古兰经》，名为《古兰经译注》；二是历时40多年翻译了世界名著《伊本·白图泰游记》（以下简称《游记》）。《游记》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元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伊本‘白图泰（1304～1378），著名穆斯林游行家、历史学家。与马可·波罗、鄂多力克和尼哥罗康梯并称为中世纪四大旅行家。1304年2月24日，伊本·白图泰出生于摩洛哥丹吉尔城伊斯兰教法官家庭。聪慧好学，少时就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精于伊斯兰法学、教义学。 　　1325—1354年，他用近30年时间三次外出旅行，四次朝觐，足迹遍及亚、非、欧30多个国家，行程约12万公里。游览了各地山川河流，名胜古迹，考察了各国各地特产、城市建筑、社会设施、政治制度、风俗习惯，访问了学者、名流、宗教领袖等等。 　　1342年7月21日，伊本。白图泰奉印度德里苏丹之命前往中国。他不远万里，经孟加拉到达中国刺桐（泉州）、汗沙城（杭州）、隋尼克兰（广州）和汗八里京城（北京）。会见了许多社会名流、阿拉伯侨民、波斯侨民，描述了航海大船的制造、农产品、金银手工业制品、瓷器、煤炭、丝绸、纸币、绘画及进出港口、国内旅行、社会治安等部门管理情况，记述了中国穆斯林聚集区和清真寺及他们争交天课的情况，并提到法官、道堂、苏非修道者、中国戏法（魔术）及可汗殉葬等等。他的许多记述可以成为我国史书或文物的佐证，填补我国史书的失阙或不详之处。 　　1354年，伊本·白图泰结束旅行，成了摩洛哥苏丹的幕僚。他将旅途中的奇闻讲给人听，使人敬佩。当苏丹知道后，令秘书穆罕默德·伊本·朱赞·凯洛比将伊本·白图泰口述的一切记录成书，于1356年书写完毕，名为《伊本‘白图泰游记》。此后，任摩洛哥法官，1378年归真，享有“忠实的旅行家”美称。 　　马金鹏先生在《游记》中译本“译者的话”中阐述了最初的想法：“本书的翻译经过了漫长的40余年。1932年底，我赴开罗学习。在伊斯兰正道会举行的一次欢迎会上，关于伊斯兰教传人中国的种种说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带着这个问题读了穆罕默德简史《定信之光》，特别是该书203页以后的‘致函各国君王’和286页以后的‘各地代表’的记载，都没有找到有利于中国传说的证据。……由此引起我对阅读历吏、地理书籍的兴趣，进而产生了对阅读和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兴趣和想法。” 　　1936年，马金鹏先生与金殿桂一同从爱资哈尔大学毕业，随第二次访问埃及的恩师马松亭阿洪归国。途中马金鹏先生常与金殿桂一起在甲板上阅读《游记》。天有不测风云，当船行至马六甲海峡时突起大风，马金鸱先生躲避不及，《游记》被刮入茫茫大海之中。刚刚准备回国后开始的翻译工作，只好停下来。 　　1938年，与马金鹏先生同时出国留学的韩宏魁归国，并带回埃及教育部出版的《游记》校订本。马金鹏先生喜出望外地把校订本借来阅读。 　　当时，马金鹏先生正在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任教，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1941年夏天开始了《游记》的翻译工作。由于工作繁忙，翻译时断时续。后来进入抗战最艰苦时期，日机不断空袭，学校上课只好改在晚上，白天师生和家属躲进防空洞内。马金鹏先生利用这个时间和韩宏魁一起坐在靠近洞口的地方，一面观察敌情，一面互相讨论，翻译工作进展较快。到1944年，日寇侵犯桂林之前，《游记》上册初稿已成，《游记》校订本暂还他的主人韩宏魁。 　　1944年秋，成达师范学校向重庆撤退。师生夹在逃难人群中，后面追兵紧逼，日机不断轰炸和扫射，几乎烧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唯有《游记》前半部译稿视为珍宝。马金鹏先生请夫人专门缝了一个布袋，将稿纸装袋系在身上，时刻不离，这才把稿件保存下来。不幸的是，在转移途中，韩宏魁先生不幸遇难，《游记》校订本丢失，翻译工作不得不再次暂停下来。 　　此后，马金鹏先生一直寻找蓝本。1952年，马金鹏先生任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教长，在与庞士谦老师书信往来中得知庞老师那儿有一本《游记》校订本。马金鹏先生在“译者的话”中说：“1953年，我返回北京时，庞老师知道我的翻译工作，他便慨然地对我说：‘我这里的游记校订本，你拿去用吧！’我回答说：‘怕不能很快送还啊！’他说：‘那就送给你吧！’我听到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