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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沉浮史记 　　河北省近日出台该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保定和廊坊等拟承接京津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的城市布局和定位。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从国家层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关规划正在制订中。而一条“保定作为首都政治副中心”的传言不胫而走。一周以后， 虽然经过北京、河北、保定等多方官方澄清，均予以否认。但低迷日久的A股仿佛寻到了发泄的出口，纷纷呈现上扬趋势：河北版块概念股纷纷上涨，多支保定概念股封住涨停板。 　　京津冀一体化这个话题已存在十年之久，从最初的“两环”战略到“对接京津”，再到“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一直是河北单方一厢情愿，随着这两年北京各方压力的增加，加之雾霾等问题，河北方面十年苦等，终于“苦心人天不负”，随着总书记的有关表态，这一议案迅速升温，派生出种种传闻不足为怪。 　　保定之兴――军事重镇 　　不过，保定成为政治副中心，也就是陪都，还是颇有石破天惊的味道。 　　自大明王朝以来近650年中国历史，陪都概念并不稀奇。如明南京之于北京，清盛京之于北京，民国重庆之于南京。细数这些曾经做了陪都的城市，除民国的重庆全因日本侵华地理封闭，不得以而选择，明南京和清盛京都是来路不凡。南京原是明朝的都城，燕王朱棣夺权篡位以后，为表“天子戍边”的决心，迁都北京。南京成了形式上的“留都”。而盛京则是多尔衮一代清开国者给自己留的退路――随时准备退回老家。随着满清统治在中国日益稳固，也早早就成了阑尾式玩意儿。 　　由此推知，一地若成陪都，必有其历史渊源。细数保定的历史，这座在今天大多数人心中眼里很普通甚至不太知名的城市，祖上是阔过的，尤其在政治地位上。只不过近代以来，其政治地位每况愈下，直由天仙落贫民。 　　历史上，保定从宋辽对峙的时代就开始成为军事重镇。从地理上说，保定位于河北平原的中部，“临城四野，地势坦平”，恰好处于太行山与华北东部淀泊之间的束腰地带，从而造成其“北控三关，南通九省，重山西峙，群川东汇”的险要形势。保定之兴，也就缘自其是兵家必争之地。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想越过燕山、长城，向南夺取中原的话，首先要面临的就是保定；反过来说，南方的军队要进攻北京这样的要地，那么也首先要攻占保定。所以不管朝堂在北方还是南方，保定都是其拱卫中原的重要前线要塞。 　　保定第一次作为军事重镇，是在宋辽对峙时代。宋朝失去了幽云十六州，以河北作为防御辽国的第一道军事前线。将清苑县改为保塞军，后又升为保州，与雄州、霸州等地，形成一道由西南到东北的边防联线。淳化三年（992），派李继宣知保州，“筑城关，浚外壕，萁营舍千五百区”，造船200艘，入鸡距泉以运粮，可见保州当时驻军数量十分可观。 　　对于后来很多定都北京的政权来说，北京相当于是南面门户，战略位置则更为重要。“保定”一词，就源于元朝时候，权贵们寄希望其可以“保卫大都（即元朝首都北京），安定天下”。因毗邻北京，原来作为军事要地的保定，政治地位也急剧上升。进入清代，保定的政治地位一度达到历史最高峰。“清设八大总督，以八大顶级疆臣分领天下。其中，直隶总督为八大总督之首，也即天下疆臣之首。康熙八年，直隶巡抚移驻保定，保定为直隶省省会，直至满清覆灭。”鸦片战争后，由于沿海地区重要性的上升特别是天津的崛起，保定在华北、在直隶的地位处于下降趋势。但三位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历任直隶总督留驻保定，才使其政治地位不至于滑落太快。 　　提到曾国藩、李鸿章，自然就少不了洋务运动，正是洋务运动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刮进了一股新风。洋务运动时李鸿章募资筹款购置西方机器建设的军械所和八腊庙子弹制造厂以及后来设立的建华盛机器织布总厂，使其成为直隶仿效的样板，足足风光了一阵子。 　　保定之衰――省会旁落 　　正所谓“兴也萧何，亡也萧何”，正是在这次洋务运动中，保定逐渐走下行趋势。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国门的同时，也轰开蒙昧的清政府。清朝政权日渐意识到，战马和方天画戟终敌不过西方列强的战舰。所以，“洋务”压倒了一切，直隶总督兼任三口（营口、牛庄和天津）通商大臣，往来于保定和天津之间。直隶的经济逐渐形成以保定和天津为中心的“双省会制”、“双中心”的特点。 　　由于天津是“九河下梢”，众多河流汇集于此，有华北平原河、海交通得天独厚的枢纽，使其成为北京的水上门户。也正因为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天津从金代的军事堡垒一跃成为国际性大商埠。而位于内陆既没有矿产，也没有港口的保定，自然无法与之抗衡，政策逐渐对其不利。打击随之而来，先是裁撤县治，保留府衙，不久又废掉府治，仅留县制。一番过山车般的折腾之后，保定仿佛苍苍老矣。与昔日的大都市比，其落差就如同王子贬为庶民。 　　1913年，直隶省会终于由保定迁往天津，而失去了直隶总督，则让保定失去了繁荣的钥匙。 　　1928年，直隶改称河北省，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