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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语式、本土性与语言暴力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让全世界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汉语文学创作。莫言并不是将汉语的特点发挥到极致的文学写作者，既没有继承中国古典文化的含蓄蕴藉，也没有描摹现代都市的新鲜和时尚。他代表的是另一种汉语写作的文化形态：以“寻根文学”崛起的作家莫言，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当代社会生活。他是一个奇特的混杂体。 　　莫言的小说创作对多种有效的话语资源均有汲取。这集中体现在莫言小说创作的语言问题中。在固守本土文化资源的同时，他积极进行着语言的杂交，从容完成语体的试验，但在这样的恣意之中又难免显露出过犹不及的语言暴力问题。 　　一、杂语丛生 　　莫言小说中的语言是混杂的，有“文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时期的革命话语，有农民等社会底层人民朴实的俚语和俗语，还有一本正经的书面语体，甚至还有欧化色彩很浓的对话，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语言风格都被他利用了。他从容地进行着自己的语体实验。 　　如果不修庙，蚂蚱王会率领着他的亿万万兵丁，把高密东北乡啃得草芽不剩，到那时遍野青翠消逝，到处都裸露着结着盐嘎痴的黑色土地……到那时牛羊要被饿死，暗藏在沼泽地芦苇丛中的红狐狸和黄野兔都会跑出沼泽，深更半夜，在大街小巷上、在人家的院墙外，徘徊踟蹰，凄厉地鸣…… 　　――《红蝗》 　　这段引自《红蝗》的文字，将书面语的“青翠消逝”、“徘徊踟蹰”和很俗白的“盐噶痴”并置，给人带来一种奇怪的阅读体验。尽管《红蝗》并不能代表莫言的水平，它甚至是一部备受诟病的作品。但即使在莫言的其他作品中，文白夹杂的运用也没有那么成功。在《檀香刑》的《钱丁恨声》章节中，全文以钱丁的口吻对夫人诉说对现世和个人遭际的感慨，行文中钱丁时而用第一人称的“我”自称，时而用“余”自称，文白夹杂的语言带给人的是一种不快的陌生化的感觉。 　　但文白夹杂的语体写作方式并不总是受到诟病的。新鸳鸯蝴蝶派的旧白话，曾用一种文白夹杂的语言征服了读者，取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将目光放到当下，金庸之所以广受欢迎的原因，也是其武侠世界中文白交融的语言，带给了读者阅读的快感。 　　莫言小说中的文白夹杂是一种意在继承前人衣钵的尝试，但似乎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莫言小说语言的“杂”还体现在欧化倾向。 　　她用可怜巴巴的眼睛看着他，正在乞求着他的宽恕和原谅。 　　他没有死成之后，才感到德国军队…… 　　――《檀香刑》 　　二姐却咧开嘴笑了，她的笑是准纯情少女式的，使母亲感到还有挽救她误入歧途的可能…… 　　――《丰乳肥臀》 　　这几处语言描写，结构??嗦累赘，明明可以用简洁的汉语表达出来的意思，却偏偏用了一种刻板的语法结构来表达，造成的表达效果就是一种极大的不协调感。 　　汉语具有不同于印欧语系的特点：汉语是一种表意性很强的“深度语言”，而西方的语言则属于表音性较强的“浅度语言”。[1] 汉语的表意性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汉语的随意性，因为可以根据意思和情感的变化而调整语言的表达情况，这种灵活性就使得汉语表达更加自由，不必遵循严格的语法规范。而西方语言则相反，语言的表达多了更多语法规则的限制。汉语的欧化绝不仅仅只是将印欧语系的语法规则应用到汉语中。其实系统不同的言语本来决不可能同化的，现在所谓欧化实际上不过是根据国语的性质，使语法组织趋于严密，意思益以明了而确切，适于实用。[2] 　　在莫言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别扭的、拗口的语言表达，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并不总是那么舒服惬意。作为一个始终坚守创新姿态的作家，莫言创作的突出特点就在于感觉。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读者看到的是色彩缤纷、特立独行，甚至杂乱不堪的语言表达。他不相信理性的力量，而是在感性的一路高歌中摧毁一切所谓的信仰和智慧。 　　但莫言在实际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却没有做到如自己预想地那样挥洒自如，但这并不妨碍他始终如一的追求。捍卫纯洁的母语有民粹主义的保守之嫌，先锋者莫言进行着以母语为基础的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尝试。这是汉语技术化的大势所趋，这种技术化带来的势必是一种多元化。正如李欧梵所指出的那样，“中文的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在当代的华文世界，即使是书写的中文本身也逐渐‘杂种化’，因为它受到英文和当地国家的语言的挑战和渗透。对于中国文化的卫道之士，这是中文每况愈下的表征，然而，从文化研究的理论角度而言，这种‘杂种性’反而是值得推崇的，因为它对于原来祖国和当地国家的语言霸权都构成一种‘颠覆’。”[3] 　　二、返回本土 　　莫言积极进行杂语体的实验，并不代表他放弃了本土的语言资源。“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内容的载体，它本身就意味着内容，意味着某种文化。”[4] 莫言始终坚持对民间文化资源的积极利用。 　　莫言小说中返回本土的尝试首先体现在对方言的利用上。与莫言在小说中建构地方性的高密东北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