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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与亡天下——明末遗民心态史系列之一(2009-01-11 18:42:44) 早就知道“亡国”与“亡天下”有别，并且清楚这种说法肇源于明末遗民思想家顾炎武。亭林先生的原话见于《日知录·正始》一条：“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多少有点古文修养的人看懂这段话并不困难，到了晚清，梁启超先生将这段话的大意精要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振聋发聩的大字，（见粱先生《无聊消遣》一文）时至今日已成为三尺童子所通晓的名言警句。粱先生并没有曲解先哲的原意，因为顾炎武在后面还说过“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样的话，亡国之痛与亡天下之忧溢于言表；梁氏就此阐发说：“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次来》）明末的亭林先生和晚清的饮冰室主人同样有着“亡国”与“亡天下”的深刻隐忧，历史语境的相似自然使得两位先贤心有戚戚产生共鸣，尽管中间相隔了近三百年的历史时空。 作为明清之际思想大家，顾亭林的为人和为学无一不透露出“明道淑人”、“拨乱反正”的实学理念和救世精神，对此，梁氏的八字方针可谓一针见血。然而，梁氏依然把《日知录·正始》的思想抽象化、简单化了。通读全篇，我发现顾氏的每一句话都有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精神指向，在此基础上隐含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对此，粱先生是没有读懂或有意无意忽略的。 所谓“亡国”，自然是指当时已全面崩溃、不可挽回的明王朝的历史命运。“亡天下”的所指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既指汉民族文化精神的毁灭，也指儒家道德伦理的沦丧，在此基础上更有对国破家亡的艰危乱世世道人心的深深失望。表面看来，顾氏借古讽今，正始时期玄风大盛清谈流行，遂使大道沦亡教化不明，终至晋室南渡五胡乱华；而晚明王学大盛禅风高涨，遂使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终至内忧外患明清易代。明清之交的政治、文化变迁似乎都与魏晋之际若合符节，其中的主题就是“清谈误国”。按此逻辑，似乎先有文化、道德上的“亡天下”，最终导致“亡国”。然而顾氏的深刻在于尽管对明王朝的灭亡有着极为惨痛的感情，同时在理性上“亡天下”的隐忧更为严重。 顾氏认识到，血统、名号、正朔、服色等等只是一国一家的象征，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朝代能够千秋万世日月同辉。他所谓的“天下”是一个道义的世界，因此“天下”的灭亡即道义的沦亡，即“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人变成了野兽，真正意义上的“人”消失了，这是一个非人间的世界，对这种结局的恐惧才真正令人不寒而栗。在此，顾炎武的忧患意识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层面，升华到了人道的境界。于是，乱世危局中的首要任务不是反清复明，而是重建人间，再造人道。而这项任务显然不是“肉食者谋之”所能完成，而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当然，顾氏对“正始玄风”和“魏晋清谈”的偏激批判并不公道，他所举出的嵇绍与山涛的个案也未必恰当，他所谓的“人道”依然难以摆脱儒家礼教的束缚，因此孟子“排杨墨”的自许多少有些迂阔。对中晚明的王学，他基本上是隔膜的，（这一点和黄宗羲有较大分歧）因此无论对时弊还是政局他的认识都不够全面。但这些都无法构成我们去批判、质疑这位近四百年前的思想家的理由。通过他，我们看到了兵燹烽火众声喧哗中还有人道的微弱火光。 抚今追昔，顾炎武没有看到或忽略的还有更为血淋淋的现实。他所谓的“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并非仅仅是忧患或想象，而是人间争斗的真相。和平时期，北京城的正人君子们曾经争食过大奸臣刘瑾和大忠臣袁崇焕的肉；战乱岁月，明末的忠烈们坚守王土抗击清军，即便城内“人相食”也宁为玉碎。顾炎武对这些忠臣烈士充满敬意，不吝溢美，因此构成了和他“亡天下”学说的深刻矛盾。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王夫之看得深，看得透。 气节与戾气——明末遗民心态史系列之二(2009-01-13 18:14:54) 自太祖立国之日起，明王朝的政局就为一种阴森、恐怖、惨刻的氛围所笼罩。胡蓝党案、靖难之役、南宫夺门、嘉靖议礼、三大疑案等迷雾重重的典型政治事件只是这个王朝阴暗朝政的冰山一角，事实上，更历了17代皇帝的明代政治史鲜有阳光灿烂的日子，政治高压、特务统治、结党营私、文化迫害等令人触目惊心的罪恶构成了明代朝野生活的主旋律，大明王朝也在这种凄风冷雨中苦苦挣扎，直到耗尽最后一丝元气。 可以想象以朝廷政治为生命依托的明代士人的悲惨命运，实际上，宋濂、方孝孺、沈炼、张居正以及天启年间的六君子、七君子等一个个悲剧个体已经为此作了生动的注脚。出身草莽的明代皇室似乎对压迫、凌虐乃至残杀士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快感，辅之以奸佞和阉宦做帮凶，朱明一朝的士大夫群体的生命历程和生态环境饱含了屈辱和血泪。然而，迄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