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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丰子恺后代 　　从深秋进入初冬，陕西南路39 弄的银杏叶逐渐泛黄。阳光透过雾霾撒向叶面，把整条弄堂都映衬得金灿灿的。为这景观所吸引，路人纷纷钻入半掩的铁门，用手机或单反留影。最高的银杏树下有一块牌子，上书“丰子恺旧居”。 　　底楼昏暗，扶梯更昏暗，走到二楼却豁然开朗—那棵银杏树正对窗台，一片金色洒在眼底，特别醒目。“上世纪80年代，这棵树就在了。但能长这么好看，真是没想到。”宋雪君笑言。 　　窗台上摆着几只巴黎水的瓶子，里头插了几条枝叶。旁边的笔筒里则伸展出朵朵雏菊来。“都是读者送的。”宋雪君说，近些年，丰子恺的粉丝呈“井喷”之势，到旧居参观的人也是络绎不绝。“有人朝书桌旁一坐就是大半天。我问他想什么，他说空气中有灵气，他正与大师神交—蛮玄的。” 　　在这栋名为“日月楼”的楼房里，丰子恺度过了最后二十一年，并完成《护生画集》，“灵气”一说似非虚妄。但对丰家后人，此处又是一个伤心地。丰子恺故去后，他们陆续迁出，前几年才赎回一部分，向公众开放。 　　平常，日月楼很安静。丰子恺习惯早起，作画、写字、撰文、译稿，沉浸于文艺世界。妻子则坐在一楼过道的桌子旁收拾丝绵被、丝绵袄。午觉过后，孩子们在屋子里疯玩， 骑车、打乒乓、跟猫玩，上蹿下跳，丰子恺则不说话，只是乐呵呵在一旁看着。 　　宋雪君 丰子恺外孙 　　丰子恺旧居主要负责人。 　　1 宋雪君为“丰子恺旧居陈列室”负责人之一，他母亲丰宛音是丰子恺次女。另两位负责人杨朝婴、杨子耘姐弟，则是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孩子。丰子恺育有三子四女，陈列室里的一张图表清楚地标明了他们的生年、排行和职业。 　　自2005年起，丰子恺的儿女相继过世，如今唯幼女丰一吟健在，而85岁高龄的她也很少走动了。旧居事务实际由丰子恺的孙辈打理，宋雪君、杨朝婴和杨子耘轮流值班—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名字都是丰子恺亲自取的，各有含义。 　　周三到周日，日月楼对外开放。说是十点开馆，但往往一大早就有访客，因此，负责人会打个提前量。 　　和那些暮气沉沉、光线昏暗的名人旧居不同，这里窗明几净，布置宜人。除了生平介绍、手稿展示等，还有书籍、自制纪念品等，例如印有丰子恺漫画的贴纸，可以贴到交通卡背面。 　　接待者也活泼健谈。宋雪君聊着聊着，就将来客引到梯形阳台的角落，指着一张短得出奇的床卖关子：“丰先生身高1米74，他的睡床却只有1米58长，为什么？” 　　丰子恺离世时他已成年，加之耳濡目染，对前尘往事有完整而清晰的记忆和了解。“外公这辈子最看重的房子有两套，一是缘缘堂，再就是日月楼。”宋雪君说。可惜，房子和房主都命运多舛。“缘缘堂是房子没了，人还在；日月楼呢，房子在，人没了。”顿了顿，他若有所思地补充，“还是‘房子没了，人还在’好点，毕竟人最重要啊。” 　　1926年，丰子恺入住上海江湾镇永义里，弘一法师为该住所取名 “缘缘堂”。1933年春，丰子恺拿出多年积攒的稿费，回老家桐乡石门湾，在老屋后造了一幢三开间小楼，以之为缘缘堂“实体”。自此，他往来于上海、杭州、桐乡间。抗战爆发，丰子恺举家逃难。1938年初，缘缘堂遭日军焚毁，他写下《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等文控诉。 　　1946年，丰子恺携家眷南返，定居杭州。1948-1949年游览台湾、厦门。谁料局势变化迅猛，赢得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后，长江以北已尽入解放军彀中，丰子恺闻讯急返上海。“我父亲喜欢江南，怕回不去。”丰一吟后来解释道。 　　起先是暂居，经常搬迁且环境欠佳，不少家人患上了病。丰子恺本人两次病倒。1954年9月，他用六根“小黄鱼”顶下陕西南路39弄93号长乐的花园洋房，阖家迁入。 　　长乐 建于1925-1929年间，原名“凡尔登花园”，是典型的新式里弄住宅—联排别墅呈行列式布局，分成129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两到三层的孟莎式坡屋顶洋房，清水砖、梯形阳台，糅合了法国和西班牙风格。 　　因室内有透明天窗，可观日出、赏夜月，丰子恺给新家取名“日月楼”，吟出“日月楼中日月长”一联。翌年，国学大师马一浮配上上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手书相赠。 　　刚开始，日子是比较温顺的。当时的景象可以在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里窥见一 二 —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甚至这以后好些年，上海“上只角”依然流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人们看好莱坞电影、听古典音乐、跳交谊舞，仿佛老上海永驻。《繁花》所言的范围包括复兴中路、茂名南路、陕西南路、长乐路等，属原法租界。长乐 亦在其中。 　　平常，日月楼很安静。丰子恺习惯早起，作画、写字、撰文、译稿，沉浸于文艺世界。妻子则坐在一楼过道的桌子旁收拾丝绵被、丝绵袄。 　　节假日，家里就热闹了。“我们六七个小学生、初中生每星期天都去外婆家，放寒暑假干脆住那里。”杨子耘说。二楼北房曾搭出条“大通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