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向何在？.docVIP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向何在？ 　　人物简介 　　中国科学院教授，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财经作家。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 　　海外经历：柏林大学博士，莫斯科大学访问学者，耶鲁大学访问学者。辛辛那提大学客座研究员。在法兰克福，巴黎，伦敦，柏林工作过7年。 　　学术成果：累计发表文章500万字，获奖70多次。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 　　财税体制改革的大幕正在拉开。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7月4日，财政部通过部长楼继伟的专访公开了财税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这项关系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改革，会重构中国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和相互关系，政府作为此次变革的核心，其管理社会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必然更少行政的、随意的成分，而更多市场的、法律的、基本制度层面的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宏观调控的两大抓手之一财政政策会发生什么变化？财政政策近年表现出的货币化、顺周期的特点，在经济下行时往往不能很好的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这种财政政策缺失的格局会否由此而改变？ 　　异化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财政政策的作用却显得相对较弱。 　　中国的财政政策面目非常模糊，很少有人能看得明白中国的财政政策究竟有哪些内容，具体多大规模。 　　这不难理解。一方面，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微观干预经常交织在一起，这些政府行为，有的是政府责任所在，有的却是因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职能划分不明而越界，中国的财政政策总是涵盖了太多的内容。另一方面，财政政策虽然是宏观调控政策，但是制定和执行主体却多样化，不仅仅是国务院和财政部，地方政府也会追随中央推出各种财税的减免和优惠政策。此外，中国财政预算原本就不够精细化、阳光化。 　　中国财政政策存在明显货币化倾向，特别是刺激政策，增加的支出并不全是政府买单，由于银行的国有属性以及政府的隐性担保，金融系统特别是银行成了最终兜底者。 　　2008年“四万亿”刺激计划的资金，只有1.18万亿来自中央政府，一部分来自地方政府，其他均来自社会资本。银行在政府要求下大量放贷，从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的一年间即贷出10万亿元，同比2008年扩大近3倍。为地方政府的刺激冲动买单的主要是各类融资平台，根据审计署发布的结果，在2010年底的10万亿元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几乎有一半是2009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贡献的。 　　时间推进到2014年，在经济一度出现下滑时采取了“微刺激”，货币政策甚至直接代行财政政策功能。货币政策本是总量工具，放松货币时是全面性放松，对货币流动方向掌握力不强，而现在央行执行定向宽松，引导资金流向小微企业和农业。这是财政政策缺位背景下，央行不得已而为之。 一方面，换届后，财政政策趋于保守，另一方面，财政收支还在本轮经济下行中表现出顺周期特性。 　　财政顺周期特性是中国财政体制安排的自然结果。当前人大批准预算时，主要侧重年度平衡，这就容易导致在经济不景气时征“过头税”，在经济热度高时“藏税于民”，如此，在经济下行时加重企业负担，在经济过热时又会放大企业投资能力。也因为年度平衡预算，有多少花多少，在财政收入增速会随着经济好转加速、经济下行放缓的同时，财政支出增速也会随之增加或减少，所以，丰年往往会扩大支出。 　　中国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非但没有发挥出来，反而会顺周期影响经济运行。以2014年一季度为例，GDP增速较2013年一季度下降了0.3个百分点，但税收收入的累计同比增速却上升了4个百分点。 　　财政政策的不作为与乱作为同时存在。有的时候，因为制度安排的原因或财力不足，财政政策没有及时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时候却会被地方政府用来吸引投资，以拉动政绩，扩大增值税收入，地方政府用减税或补贴等优惠政策拉动经济，是目前产能过剩问题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财税政策反而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 　　制度环境变革 　　中国财政政策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中国特色，主要是因为现行的财政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 　　不可否认，中国财税体制自1978年以来进行的多次变革，与价格、国企、货币金融等各领域改革一起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尤其是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被誉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奠基性改革，私人经济因为企业所得税的公平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也在加强。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财税体制的很多环节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作为经济和政治交汇环节的财税体制，已经被本届政府定性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并被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希望能通过财税的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本轮财税改革明确要推动的三大任务，即改革预算管理、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