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琦：中国获奖最多的纪录片制作人.docVIP

赵琦：中国获奖最多的纪录片制作人 　　“体制也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并非铁板一块。说实话，如果没有广州铁路局的许可，我们怎么可能拍成《归途列车》？没有耿彦波的信任，我们又怎么可能拍成《中国市长》？” 　　11月21日，制片人赵琦的纪录片《中国市长》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而该片今年1月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首度亮相时即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 　　这是赵琦工作室的四部作品之一。中国目前唯一一部获得美国艾美奖的影片便是赵琦担任制片人的《归途列车》。今年8月，他同时兼任制片人和导演的纪录片《殇城》也获得了艾美奖的提名。还有一部他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千锤百炼》2012年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后获得了当年的金马奖。 　　赵琦是目前中国获奖最多的纪录片制作人，也是在国际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一位。国外一个纪录片网站评价说：“赵琦可能不像张艺谋和贾樟柯那么有名，但对于中国纪录片行业来说，他无疑是一个关键人物。” 　　做功课，懂英语，负责任 　　黑压压的人群奔向火车，挤上回家之旅。一个穿着粉色衣服的小女孩，哭着被人群挤了出来，背上的大包掉了。她在一旁停了一秒钟，一个武警帮她把背包放回肩膀上，她拉了拉带子，哭喊着又冲回人群中，头也不回。回乡短暂的团聚后，再奔向火车。 　　这是《归途列车》中的一幕，讲述了中国特有的春运故事。那是赵琦第一次担任纪录片的制片人。2006年开拍时，他和导演范立欣认为外国人肯定很喜欢这个题材，很容易筹到拍片的资金。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最初的三十多万都是他们自己凑的。开拍一年多，他们才从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JanVrijman基金申请到第一笔资金，此时故事已经基本成型――一部好的影片必须基于一个好的故事。 　　随后，加拿大公司EyeSteelFilm在看过素材后觉得影片很有潜力，提出投入十万美元，与他们合作。作为加拿大公司，他们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基金支持和退税，这样一来，影片可以邀请到更好的剪辑师、作曲、调色等，随后进入影视的工业化体系流程。 　　英语专业出身的赵琦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2002年至2003年，他公派至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纪录片导演和国际制片，获得硕士学位。他可以毫无障碍地用英语与国际合作机构就操作程序、管理规章制度、法律版权、影片内容进行探讨，因此他比很多国内的纪录片制作人多了很多优势。 　　《归途列车》是中国纪录片历史上最成功的作品，几乎获得了世界上所有纪录片基金的支持，最终融资近百万美元。影片投放后，又获得了包括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阿姆斯特丹电影节最高奖伊文思奖在内的60多个国际奖项。 　　拍片子的人都喜欢把融资俗称为“找钱”。有了钱片子才能拍出来，所以找到好的融资平台非常重要。赵琦被国内的纪录片导演称为最会找钱的制片人。他会研究什么样的影片适合什么样的电影节，应该申请哪个基金。他把融资比作打井，选的地方不对，工具不够专业，或者挖得不够深，所有你的努力只能产生一口废井。 　　2010年底，《千锤百炼》在阿姆斯特丹电影节的提案阐述非常成功，一共有13家机构跟进投资，其中包括arte、BBC、NHK以及丹麦和芬兰国家电视台等八家媒体和加拿大一个基金等组织，这意味着该片不用再为制作经费发愁。《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在回顾2012年国内的纪录片时写道，赵琦的作品《殇城》取得了进入阿姆斯特丹电影节销售榜top10的佳绩。 　　不过，即便如此，要维持纪录片的收支平衡并不容易。《殇城》总共投入了约180万人民币，至今还有20万的缺口。“如果不算我的工资，基本算回本了。像当初加拿大公司给《归途列车》投的十万美元，我们是隔了五年才拿到全款的，汇率已经从签合约时的1：8.2降到了1：6.8。”赵琦感慨纪录片是一个高智力投入，低商业回报的行业，“《归途列车》后来还在中国上映，在北京的百老汇电影中心放映了半年左右，然后在全国好多地方做了‘一城一映’，到最后一分钱也没有赚到。” 　　赵琦的英国老师十多年前教他们时说，“永远不要用自己的钱拍片”。这在中国不太现实。《中国市长》最初的80多万资金都是赵琦自掏腰包的，这也是他的责任。对于一部片子，导演相当于艺术总监，而制片人相当于总负责人。当初，在和《中国市长》的导演周浩签合同前，赵琦提出作品的版权和终审权归制片人。周浩一开始没同意，想了想才答应。 　　不提前对抗，不放弃沟通 　　一圈崭新的高大城墙里围着一个拆迁后空荡荡的城市。这个长镜头过后，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打着标语，拉着万人签名的红布，喊着口号：“耿市长，回来！耿市长，回来！……” 　　耿市长就是《中国市长》的主角，大同古城新建的规划和主持者，前大同市市长耿彦波。以煤矿产业为经济支柱的大同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重大挑战。耿彦波认为大同的优势和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