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生命教育：台湾在行动.docVIP

推动生命教育：台湾在行动摘 要：2014年3月3日，台湾地区颁布了《生命教育推动方案（2014-2017）》，为生命教育的开展注入新的活力。该方案旨在从计划目标、绩效指标、实施原则、策略方法、督导考核等方面建构总体规划，并从行政机制、课程教学、师资力量、学术发展等方面选取着力点，全面推进台湾生命教育的发展。关键词：台湾;生命教育推动方案;生命教育政策;生命教育师资;生命教育课程关于生死的思考与学说古已有之，但是生命教育的真正出现始于当代。一般认为，生命教育最早由美国学者杰?唐纳德?沃尔特斯（J. Donald Walters）于1968年提出并付诸实践[1]。之后，生命教育在欧美方兴未艾，渐成显学。学界认为，生命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前提，也是教育的最高追求。在中国，台湾是践行生命教育的先行地之一，台湾地区政府、社会力量和各类学校形成合力，为生命教育的开展营造了适宜发展的氛围。一、出台背景台湾地区生命教育因契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自兴起以来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成绩斐然。《生命教育推动方案（2014-2017）》（以下简称《2014-2017推动方案》）的出台体现了台湾生命教育政策的延续性，为生命教育在台湾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一）台湾生命教育的缘起20世纪末以来，台湾经济开始腾飞，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是经济飞速发展伴生而来的不良反应日益凸显，重理轻文的教育体制显现严重弊端。例如，青少年自杀率不断提高，校园暴力现象屡禁不绝[2]。台湾社会亟需人文主义的回归与关怀。为唤起学生乃至整个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台湾学校首先采取了行动。1996年，台中市天主教晓明女子高级中学将该校一贯施行的伦理教育进行改造，开始在台湾率先试行生命教育。该校的创新举措不久就吸引了台湾教育部门的注意，并获得其支持。1998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在晓明女子高级中学校内设立“生命教育推广中心”，开始着手推行生命教育。其后，台湾各县市推动生命教育的中心学校纷纷涌现，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台湾学者吴庶深指出，台湾生命教育发展的背景起源于对社会现象的反思和民间团体的积极参与，推行的方向是自下而上的。[3]（二）生命教育成为一项教育政策随着教育部门的介入和参与，生命教育在台湾逐渐成为一项教育政策。2001年1月2日，时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曾志朗召开主题为“新世纪的第一道曙光――生命教育年”的记者招待会，并将2001年定为“生命教育年”[4]。同年7月，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颁布《推动生命教育中程计划（2001-2004）》，规划了从小学至大学十六年一贯的生命教育实施方案，并配套预算资金2亿元新台币。虽然此计划最终因负责人曾志朗的离职而未得以彻底执行，但显示了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对生命教育开放和鼓励的态度，对台湾生命教育的开展影响较大。此后，于2007年颁布的《推动校园学生忧郁与自我伤害三级预防工作计划》成为2007-2009年台湾地区推动生命教育的重点工作计划;2010-2013年的《生命教育中程计划》则以“全人发展、全人关怀、全人教育”为主线。[5]生命教育成为教育政策的显著标志是课程开发和师资培养的落实。例如，2003年，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在修订高中课程纲要时，制定了生命教育类选修课纲要;2008年，对生命教育纲要进行了修订，并颁布了《普通高级中学选修科目“生命教育”课程纲要》[6]。在师资培养方面，2003年，高雄师范大学开始招收生命教育硕士研究生，以培养生命教育师资和研究人才。[7]（三）方案的愿景在上述各工作计划的基础之上，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于2014年3月3日出台《2014-2017推动方案》，并于2015年7月16日对方案进行修订。《2014-2017推动方案》开宗明义：“教育除了让学生增加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生命的价值，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8]这是生命教育的目的所在，也是《2014-2017推动方案》的价值出发点。台湾教育主管部门颁布《2014-2017推动方案》，期望台湾的生命教育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反思与创新，从而成为“特色教育计划”，进而使台湾与国际分享、交流推动生命教育的模式与成果，共创美好的“地球村”。[9]二、主要内容为全面推进台湾生命教育的发展，《2014-2017推动方案》拟定了2014-2017年推动生命教育工作的计划目标、绩效指标、实施原则、策略方法和督导考核办法。（一）计划目标《2014-2017推动方案》指出，“生命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学生具有健康身心、理性头脑及美丽灵魂，期望能透过课程实施（包含正式课程、非正式课程及潜在课程）、师资培育、校园文化建构等具体策略的推动，使学生具备道德实践与公民意识（社会我）、艺术涵养与美感素养（美学我）、系统思考与解决问题（知识我）、身心健全发展（体能我）以及探寻生命意义、内化价值、追求至善（超越我